艱難的跋涉
（恩施報特約稿）
其實，我已虛度了許多年華，浪擲了若幹失而不複的光陰，然而，我仍深感羞愧地將我跋涉的心路曆程付諸文字，對近於老態龍鍾的自己施點壓力而已。
60年代末，我揣著一紙大學文憑，舍棄留校的榮耀，回到家鄉鶴峰，開始了多舛人生。“插隊”“接受再教育”，讓我這個孩提時代的放牛娃，對農民更多了一份親近。同時，也從他們的艱辛中意識到某種責任。我是學生物、化學的，在村辦“九二0廠”，我“小試牛刀”，很快將那被說得神乎其神的微生物產品呈現在人們麵前。於是，我提前在教育戰線定位，其間，以“縣委工作隊”隊員的自豪身份，在“學大寨”的熱潮中一滾就是3年。那時，個別“根子”隊長無力，我隻得“包辦代替”，親自運籌、帶頭實幹，以便給縣委有個交代。無奈，“大合班”的勞動方式，任我使出渾身解數，亦未能在光榮榜上留個紀念。回到機關未喘口粗氣，又受命到高寒地帶沙園去領辦“共大”。授課、建校、開荒種地，吃不盡的苦頭!終因縣裏無錢，不了了之，把幾十名“大學生”騙的直流淚。一年半載我便十分內疚地殃殃而返。緊接著，又派往“五七幹校”。天天早學政治，日修公路，學沒學出名堂，幹未幹出起色，一晃，大半年又過去了。這時，已見飛雪，突接通知，要我到縣委宣傳部報到。鋪蓋一卷，服從調遣，從此，我走上了宣傳、文化、藝術的不歸之路……
宣傳部長給我談話，要我擔任通幹。我一聽，心裏直打鼓。我的天，我又不是文科生，就是理科學的那些細胞、分子式之類，也早已“滾”到泥巴裏去了，何能勝任隻得硬著頭皮上。我是個不服輸的人，不會就學，鑽研書本，分析報紙，求教於人，受益於編輯，終於摸出些門道，還編出通訊報道“四字經”，用於一年一度的全縣通訊員培訓。寫作也見成效，報紙、廣播電台，竟時常將我的名字傳達給讀者、聽眾。不少人以為我的筆頭子不知有多硬!湖北日報、湖北人民廣播電台、鄂西報(恩施報)連續十餘年，分別將模範、優秀通訊員的榮耀讓我分享……
80年代末，縣裏要成立文聯。誰當主席，讓決策者頗費躊躇，有能者求而不幹，深知“清水衙門”的艱難；無能者不求想幹，組織又不認可。出於事業心，我不揣冒昧請纓：讓我這個副部長兼它一陣子。沒想到，這下就“自討苦吃”了。
當文聯主席!自己的幾斤幾兩誰人不知論文學，沒發表過小說，論藝術，隻懂點新聞攝影，書法隻能說喜歡，未登大雅之堂，音樂、舞蹈、戲曲，僅能打一手圍鼓而已。像這樣連半吊子都算不上，怎去引領那些“眼睛長在額頭”的文學、藝術群英於是不得已又給自己加碼：一定要在某一門類有所造詣，首先苦鑽藝術攝影。不久，數家報刊將我創作的藝照刊發在顯要位置，在省級藝術影展中，還得了個二等獎；接著又磨礪書法，居然有作品見諸報端，有的還用於題頭。有了點“底氣”，就花大氣力去苦學苦鑽文學創作，從《文學概論》到各種文學體裁的寫作技巧，盡可能去心領神會。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的處女作短篇小說《蓋麵肉》終於被《長江文藝》采用。之後在極難“上”的《湖北日報》文學副刊，接二連三發表散文《巍巍白果樹》、《野渡》、《年粑，那印花兒》、《悠悠土家四道茶》、《窗口》、《我老了》等。報告文學《鶴立八峰》、《奔馬》、《深山華龍》、《念茶經的人》等，亦被《長江文藝》等文學刊物選用；十餘年問，見諸報(刊)端的篇什，林林總總，大約可結二三個集子了。
可惜，在我創作的黃金時期，卻走了一段幾乎自我毀滅的彎路。90年代初，我出任縣文化局長，文聯主席仍兼著。我是個責任感極強的多血質男子，我深知文化局是個既窮又積重難返的亂攤子，我下決心改變它。一方麵，我要求屬下講團結、講紀律、講開拓、講奉獻，千方百計自強；另一方麵，我得向政府反映情況，求得體諒和支持，研究如何解決諸如博物館、文工團、電影院危房問題。或許我操之過急，反映次數多了點，抑或方法欠妥，一位我十分敬重其才華及開拓精神的決策者帶著深深的誤解，大動肝火，拍案叱我“要挾政府，給政府施加壓力”!我滿腔熱血，怎能忍受這份惡氣於是向人大提出辭呈。沒有任何人問明緣由，極快地批了，少一個“出難題”的!我畢竟沒犯錯誤，不久，又任我為專職文聯主席，然一無辦公室、二無業務費，三無分管常委，隻有冷板凳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