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有兩種辦學體製。
一是納入國家辦學體係的“官學”。官學在夏、商時期就已出現，《漢書·儒林傳序》載：“鄉裏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禮記·學記》載：“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黨”、“術”是古代行政建置名稱，“術”即“遂”。鄭玄注：“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術）。”說明自夏、商起，國家與各級行政區域均辦有官學，並初步形成官學體係。後來，國立的和府州縣立官學分別稱為國子監（國子學）、學校。明清時期，官學延伸到鄉裏，稱為“社學”。
二是私學，即民間辦學。關於私學的興起，一般學者認為是因為學校（官學）廢，庠序失教，“士病於無所學”而興，便有私家辦的鄉裏之學。私學分兩個層次：蒙學，包括義學、學館、家塾，屬於低層次的；民辦書院則是高層次的私學。晚唐、五代，一些學者隱居山林，聚徒講學，就是因“學校廢”、“士病於無所學”而形成風氣的。
私學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興起。孔子就是春秋時期興辦私學的傑出代表。史稱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由此可見他私人辦學的規模是可觀的，成效是很顯著的。漢代以經術培養士子，太學設博士傳授經術。除此之外，許多經術大師也設精舍或精廬，私人講學授徒。到了東漢時期，民間辦學的越來越多，私人講學授徒蔚然成風。宋代，私學體係已相當完備。
茶陵私學始於何時？據已查閱到的資料記載，茶陵私學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南北朝的穆和。此前的記載尚未發現。未發現記載，並不等於別無記載，即使沒有文字記載，也不能斷定此前茶陵沒有私學。私學的產生、發展是生產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產物，與一定時期的經濟、社會、政治環境密切相關。關於宋以前有關茶陵的記載，因時代久遠，古籍文獻遭毀，所存記載也僅存隻字片語，但是考古成果，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茶陵縣當時的一些經濟、社會狀況。
第一節宋代以前茶陵的經濟發展狀況
經濟發展和生產水平是教育發展的基礎，是私學發展的決定因素。1986年以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茶陵發現並考證了大量新石器時期至唐代的古文化遺址、古墓群，其中有大溪文化遺址、龍山文化遺址和殷商、春秋戰國、秦漢直至隋唐時期古村落遺址。從古遺址發掘出大量石器、陶器、銅器、鐵器和錢幣等遺物。這些古代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時期茶陵生產、經濟發展水平。最引起考古專家學者矚目的是對棗市五星村大溪文化遺址、火田蓮溪村西漢古墓群的一號、二號墓的考古發掘的遺物。
大溪文化遺址位於棗市鎮五星村與界首鎮火星村交界處的獨嶺坳。1986-1996年，經國家文物總局批準，湖南省文物局會同株洲市、茶陵縣文物部門兩次考古發掘，論證該遺址是迄今發現的長江以南最南端的大溪文化遺址。在這一遺址中發現了大量史前遺跡遺物。除發掘出大量石器、陶片外，還發現用陶罐裝的稻粒（已碳化）。據專家考證，遺存的稻粒是古人類留作種子用的，距今約5000-6000年。由此論定茶陵是稻作文化重要發祥地之一。
蓮溪西漢古墓群近鄰古茶王城遺址。茶王城築於西漢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由茶陵節侯劉欣主持修築。198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隊與市文物管理部門以及縣文化部門對其中的兩座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掘到陶、鐵製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品以及錢幣、錢模（鑄銅錢的模具）、紡輪等漢代遺物300餘件。專家、學者認為，茶陵在漢代，冶煉、鑄造、製陶、紡織發展到了一定水平。同時，從錢幣、錢模的發現，推論茶陵當時的經濟是比較發達的。
南北朝至五代時期出土的文物更多，當時除講求器物的實用性外，更追求器物的裝飾美，如南北朝的堆塑穀倉壇、虎子，唐代的魚紋碗，五代時期的多角壇、陶製羊圈和鴨圈，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的生產水平和經濟發展狀況。
考古的發現，證實了茶陵的生產水平、經濟發展與時代的發展是基本同步的，而且某些方麵如稻作水平還高於一般地區。糧食生產水平的高低，是農耕經濟發展的標誌。因此，在這一曆史時期，茶陵的經濟發展並不落後，而且有可能領先於周邊地區。那麼，茶陵包括私學在內的教育，也應當與時代的發展同步。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茶陵的物產對古代私學發展也會產生積極影響。一是提供了書寫材料。《後漢書·蔡倫傳》提到：“自古書籍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楮（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敞布、魚網以為紙。”茶陵自古盛產楠竹，紡織最遲在西漢時期就已經比較發達，竹簡、縑帛都不缺。東漢元興二年(109)“蔡侯紙”問世後，由於境內造紙原料豐富，造紙業也會發展起來。竹簡、縑帛及以後的紙等書寫材料不欠缺，為傳播文化提供了物質基礎，為私學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第二節茶陵的自然環境
我國古代文人、士大夫有隱逸風尚。隱逸風尚可追溯到商末的伯夷、叔齊和春秋時期的介之推（一說介子推），他們都是因政治原因而隱逸的。到東漢、南北朝，此風尤盛。特別是在朝政腐敗和改朝換代時期，隱逸山野的文人、士大夫尤多。崇尚隱逸之風也是促成私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崇尚隱逸的學者和士大夫都喜歡選擇安定、清靜的山林名勝隱居。隱士們有的是因為對腐敗政治不滿，有的是畏於官場險惡而遠避人世，潛心研究學問，或傳播自己的學術主張；有的以隱逸抬高自己的身價，待價而沽，以期朝廷的征辟重用；更多的是隱居山林攻讀經術，以待科舉考試一舉成名。不管哪種原因而隱居的隱士，都要有生存的條件，有生活來源，而講學授徒對他們來說，是最合適的，因此隱居教學的知識分子曆代不少。
茶陵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為隱逸之士提供了理想的“世外桃源”。
從地理位置看，茶陵地處偏僻的山區，相對比較安定。《遁甲經》稱茶陵“沙土之墟，雲陽之阿，可以長住，可以隱居”。“沙土”指長沙，“雲陽”為茶陵的代稱。從中可以看出，茶陵是隱者向往的地方。
從自然環境看，境內多種地貌類型並存，峰巒澗穀、岩窟溶洞、丹崖翠壁、飛瀑流泉、溪河蕩碧，古代詩人稱茶陵“好山千疊翠，流水一江清”，又有“一州形勝雄三楚”①（①韓陽：《茶陵偶成》，陳珪：《茶城春望》（清嘉慶二十二年《茶陵州誌》卷二十四：《藝文·詩》）。）的讚譽。這些雖然出自詩人筆下，但是反映了茶陵山水地貌的基本特點。茶陵為清高的或故作清高姿態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理想的隱居場所，也為隱居求學的士子、學者提供了“隱山林、依名勝”聚徒講學的清靜環境。如南北朝的博士穆和、唐末的處士陳光問就曾分別隱居茶陵境內的潞水、嚴塘靈岩設館授徒。
第三節宋代以前茶陵的社會概況
辦學需要安定的社會環境。社會是否安定，首先是受戰亂的影響。西漢至東漢初期，以抵禦西域等地區的少數民族入侵的戰爭為主，對南方影響較小。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起義和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等農民大起義也發生在北方，與官府的戰爭主要發生在黃河流域，對長江以南地區影響較小，相對北方，南方社會比較穩定。但當內戰發生，也會影響長江以南地區，同時也會波及茶陵。三國時期，茶陵所隸屬的長沙郡以及零陵郡是孫權和劉備爭奪的地盤，連年混戰，社會不安。吳蜀之爭不可避免地影響茶陵。如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茶陵州誌·郡譜》載：“建安中(196-219)，先主（劉備）南征長沙、零陵等四郡，長沙太守韓元以郡降。二十年(215)，吳遣呂岱等取長沙、零陵等三郡。茶陵、安成、永新及攸縣並入陰山縣城，合眾以拒岱，岱攻圍之，乃降。”戰爭之激烈可想而知。兩晉至南北朝時期，從全國來說，是戰亂頻發的時期，但偏於江南腹地的茶陵，戰亂相對較少，社會相對安定。如南北朝時期，群雄爭霸，爭奪地盤，混戰不已，社會動蕩不安。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曆史時期，有不少原居要衝地區的居民遷徙茶陵躲避戰亂，原居建康（今南京）的穆和徙居茶陵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