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茶陵私學的緣起(2 / 3)

茶陵遭受戰爭影響最明顯、破壞最嚴重的時期是唐末至五代的部分時期,由於藩鎮割據導致連年內戰,這一時期的內戰“地不分南北”,社會動蕩,老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官逼民反,農民揭竿而起。戰亂頻繁,不僅波及茶陵,有的還直接在茶陵發生。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黃巢農民起義軍攻占潭州、衡州後,分別由安仁、攸縣向茶陵進逼,茶陵成了義軍與官兵激戰的戰場。藩鎮割據引起的爭奪地盤的戰爭也波及茶陵。在吳楚爭戰時期,茶陵地處“吳頭楚尾”,成為戰略重地。

“吳”為五代十國之一,楊行密所立。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楊行密為唐淮南節度使,據揚州。唐天複二年(902),被唐封為吳王,據有今江蘇、安徽、江西和湖北的一部分。南唐升元元年(937),被南唐取代。“楚”也是五代十國之一,為馬殷所立。唐昭宗乾寧三年(896),馬殷擁兵據潭州(今長沙),被唐朝廷任為潭州刺史,光化元年(898)晉升武安軍節度使,據有潭衡七州(今湖南境)。後梁開平元年(907),封為楚王,建都長沙。南唐保大九年(951),楚被南唐滅。

在吳楚之爭期間,茶陵屬楚,處於吳楚對峙的前沿,稱之為“吳頭楚尾”,其戰略地位顯得十分重要。後唐長興年間(930-933),馬殷之孫馬宏芳擁兵據守茶陵,並在鄰近江西蓮花、永新不遠處築有軍事城堡(位於今茶陵縣高隴鎮古城、馬渡兩村相鄰處)。城堡規模較大,城址麵積2萬多平方米,建有烽火台。馬宏芳親自領兵防守茶陵。

唐末至五代初期,戰亂更為頻繁。在連年的戰亂中,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造成人口大量逃亡。茶陵這一時期人口遷徙情況可以從側麵反映戰亂的影響。在已查閱到的境內132個姓族譜中,查不到唐懿宗鹹通年間以前原居茶陵的宗族,也就是說,在茶陵已不存在此前的原居民後裔。此前的原居民哪裏去了?可以肯定或因戰亂、或因天災而外遷以求生存。茶陵境內現有形成宗族的姓氏中,最早入遷的是唐元和年間(806-820)遷入的火田尹姓,其次是唐末遷入的茶陵譚姓、嚴塘陳姓、中洲李姓、馬渡馬姓等5個姓氏宗支。這些姓氏宗支的始遷祖其所以遷居茶陵,都與戰亂有關。譚學風等編《茶陵譚氏源流》(未刊本)對其始遷祖譚可奕的遷徙原因、遷徙過程記述較詳盡:

“可奕公居河南譚家河,後宦居金陵太平路當塗縣貴遊鄉(今安徽省當塗縣博望鎮)。唐會昌四年(844)生子守祿。鹹通元年庚辰(860)十二月,因江南人事多乖,天道不順,雪深七盡,黎庶僵仆。翁有亂邦不居之意,遂攜家由太平路徙居江西吉州,複由吉州泰和縣早禾市烏龍山石壁下攜子守祿徙茶陵,舊稱十五都,地名鄧塘居焉。時已致仕有日矣。中和二年壬寅(882)八月十三日,複擇遷堯水十三都,地名蕉坑太平園,屬堯水神仙嶺之近。地初無此名,我始祖追念先世固金陵太平人也,遷徙屢易,未有安處,迨居堯水葉吉,爰命名曰‘太平園’,以示不忘本也。”短短的22年中,輾轉遷徙了三次,“徙遷屢易,未得安處”,可見亂世求安之難。

火田尹姓始遷祖尹雄飛、嚴塘陳姓始遷祖陳惟克、中洲李姓始遷祖李日餘的遷入原因,雖然族譜記載語焉未詳,但從當時的社會環境、遷徙者的身份可以推測,其原因與譚可奕遷徙原因大同小異。

火田尹姓始遷祖尹雄飛之父尹京受唐朝廷的委派,駐兵衡山,牽製馬殷,被封為衡山伯。尹雄飛“狩獵茶陵,遂居焉”。①(①清道光二十年《火田一經堂尹氏族譜·源流序》。)其作為官宦公子遠離父母,跑到茶陵來打獵,而且“遂居焉”,沒有其他原因,是不可理解的。當時,正是藩鎮割據、軍閥混戰之時,他可能是因為其父尹京被馬殷戰敗,或是避戰亂而徙居茶陵的。

嚴塘陳姓始遷祖陳惟克,原居江西省泰和縣早禾市,其父陳景漢是唐武宗會昌元年(841)進士,官潭洲太守。陳惟克襲任星沙朝議郎。唐大中三年(849)離任時,江西因藩鎮割據引起軍閥混戰,陳惟克為避戰亂,途中留居茶陵①。(①清光緒二十一年《茶陵嚴溪陳氏族譜·源流序》。)

中洲李姓始遷祖李日餘的情況與陳惟克差不多。他原居江西宜春,任茶陵同知,卸任後留居茶陵,也是因江西戰亂而留居的。

唯一不同的是馬渡馬姓,其始遷祖是築馬王城、駐兵茶陵的馬宏芳。他是楚王馬殷之孫。後唐長興年間(930-933)駐兵於馬渡。南唐保大九年(951),楚被南唐消滅後,昔日身為王子王孫的馬氏子弟,隨楚國的滅亡而成為芸芸草民,隻好留居茶陵。

茶陵在宋以前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和社會環境的特點,可以說明三點:第一,地理位置較偏僻閉塞,抵禦西北少數民族的戰爭對茶陵影響不大;局部內戰引起的動蕩在一些時期曾波及茶陵,甚至造成大動蕩,在唐代後期曾出現原居民大逃亡的現象,但大多數時期,相對周邊地區,戰亂動蕩較小。第二,唐及其以前,境內人口稀少,土地沒有得到足夠開發,為外地入遷的移民提供了生存條件。第三,茶陵是湘贛人口流動的門戶,人口遷徙頻繁。遷入境內的移民絕大多數來自江西或由江西中轉入遷境內。除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地理位置原因,使江西移民大量入境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茶陵在三國、唐代,曾幾次與江西安福(包括清乾隆年間從安福劃出的蓮花廳)、永新、寧岡同屬一個行政區。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茶陵州誌·郡譜》載:建安二十年(215),吳將呂岱攻取長沙、衡州、零陵三郡後,將安成(今江西安福縣)、永新、攸縣並入陰山縣,以其地屬湘東郡。又《辭海》“安成”條目:“安成,古郡名。三國吳寶鼎三年(257)分豫章、廬陵、長沙郡置。治平東,今江西省安福縣城東南。”其中所提“豫章”、“廬陵”即今江西省的南昌、吉安。唐代,茶陵曾隸屬於江南西道(今江西省)。清嘉慶版《茶陵州誌》載:“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屬江西西道,治豫章,衡州郡屬之,茶陵隸衡州郡。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屬衡州防禦使,領潭衡等八州,茶陵屬衡州。”同屬一個行政區,人員交流更頻繁,加大了贛文化對茶陵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