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圖景的深度建構(1 / 3)

人性圖景的深度建構

——呂翼創作論

呂翼是雲南昭通的彝族作家,出生於1971年,按照慣常的作家代際劃分,他應歸屬於晚生代作家群體。這代作家普遍的寫作策略是割裂傳統與現實的因襲關係,強調文本的獨立性,拒絕在寫作中作更多的道德與現實承擔。他們在追崇與現實大地絕緣的飛翔式純藝術寫作中,文本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但也使寫作走向了輕質化與浮泛化的深淵,作品普遍追求自娛性,離厚重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相距甚遠。在此背景下考察呂翼的寫作,你會驚異地發現,他的作品無論是題材內容,表現視角,還是追求的思想深度,與他所同屬的作家代際之間,都有著鮮明的差別。作為“昭通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員,呂翼站在磅礴烏蒙山之間,目光穿越群峰阻隔,向著文學的遠方步步進逼,寫作烙上了滇東北鮮明的地域色彩。

一、底層文學的人性視角

呂翼的文學創作有深厚的生活經驗做底子,從他的散文集《雨滴烏蒙》中可看出,他出生在昭通的一個山間壩子,那裏山靈水秀,魚米豐盈,他從師範學校畢業後就到一所山區小學任教,後調到鄉教辦(此類機構現已取消)編輯教學刊物,再進機關當秘書,再後來到文聯當主席,編輯文學刊物,其間,沒有背景後台,沒有高學曆資本,全憑自己以筆為劍,拚闖天下。用他的話說,“在生活中,我是一個呆子,一個勞勞碌碌的我,一隻不起眼的醜小鴨;而文學中的我,是一個胸有抱負、馳騁疆場、為所欲為的人。”對底層民眾喜怒哀樂的感同身受,成為他創作不竭的源泉,提起筆來,故鄉那些被貧困、苦難舔幹了生氣的臉,那些在寒荒歲月中或荒誕不羈,或純淨美好的人與事,便浮現在眼前,任他采擷。

短篇小說集《別驚飛了鳥》中,多次虛構了一個叫做楊樹鄉的地方,這裏生活著老轉、王矮三、獨眼趙四等人物,在他的多篇小說中,人物的姓名、性格常具有同一性。他們在這個藏汙納垢的邊緣村鎮上,出演了一幕幕荒誕、滑稽和悲哀的人生戲劇,作者借此曲折地表達了對鄉村底層世界的價值觀念。在基層的鄉村,一村之長的權力不啻於一個土霸王,掌握著對村中大小事情裁奪的大權,《你的爹,我的兒》中,作者通過一個沒有正麵出場的人物“陽庚”為村民懲暴安良的故事,讓鄉村多種角色悉數登場,有老鴇郝姨娘,信用社主任許棒槌,村主任老轉等,他們分別代表著色、錢、權,幾者間互有糾葛,纏繞不清。老轉時時刁難前來找他辦事的村民,對為民伸張正義、修橋補路的“陽庚”則欲除之而後快。小說中,公章是老轉掌控權力的符碼,作者對他幾次把玩公章動作的描寫,對村民敬畏公章心態的刻畫,都顯得意味深長。在《別驚飛了鳥》中,幾個鄉村小人物間的插科打諢,交織著他們多年以來的愛恨情仇,道出了底層社會粗鄙的處世哲學,在這些鄉村底層小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對自古以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奴性人格深深的批判和悲憫。

反諷的筆法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別傷害了創造》中的“哥哥”是一個對機械創造懷有強烈好奇心的人,但他的愛好在現實環境中不會得到鼓勵和支持,而且還會給他的生活和工作帶來難堪,他先是與妻子離婚,後來在年富力強的年紀被迫在單位退居二線,接著內退回家。晚年過著形單影隻的生活,卻仍不忘創造他的“智能車”,終於在一天,開著他自認為已研製成功的“憨包車”,在楊樹村人的驚呼中,衝下懸崖完成了他悲壯的一生。“哥哥”的身上,聚集了對科學的熱愛、對未知領域挺進的冒險精神和對自己能力近乎偏執的自信,這注定了他要以悲劇的結局告別這個荒誕的世界。《行走的秩序》中,主人公“老轉”是一個交通管理員,二十年間,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管理著城市的交通,他指揮的手勢與國家通用的手勢差別甚大,卻一直將這座城市的交通指揮得井井有條,唯一的例外,是沒能阻止一輛城市垃圾車的呼嘯而過,致使從另一個更大的城市前來看望“我”的“葉子”倒在了崗亭前,因為葉子不懂得這座城市“行走的秩序”。而這,正是“我”大學畢業後執意來到交通管理員的崗位上,指揮這座城市秩序的原因。“秩序”隱喻的是一種遊戲規則,它也許不合常理,卻根深蒂固,難以更改,違反規則的人將付出慘重的代價。小說的結尾,“老轉”走上崗亭,以他特有的方式意圖最後一次指揮交通,卻發現沒有一輛車聽從於他,因為大家都知道,這裏已經不再是他的舞台。城市的行走終於恢複了它原本的秩序。《孝子》是一篇催人淚下的小說,講述了“孝子”的寡母含辛茹苦將7個孩子拉扯長大,晚年患上乳腺癌,“孝子”為報母恩,在弟妹們對病母唯恐避之不及的情況下,四處求醫。但花盡了積蓄也不見好轉,萬般無奈之下,他聽信了一名江湖郎中的話,到家鄉挖掘野生天麻,以換取中草藥醫治母親的病。誰知費盡心機、冒死挖回的名貴天麻,卻隻能廉價地換來郎中少量的“藥”,而且帶回家打開一看,藥包中竟是他自己賣出去的天麻!小說到此戛然而止,黑色幽默般的結局讓人欲哭無淚,卻給讀者留下了許多關於醫道醫德和社會良知的思索。

呂翼認為,“在眾多的文體中,短篇小說是最具有挑戰意味的一種,它看起來短小精悍、輕鬆隨意、漫不經心,但是它對於一個寫作者的藝術性、審美思考的表達,卻有著非同尋常的要求。一個寫作者,不管你思想有多深邃,體驗如何豐富,敘事經驗如何練達,文字功底如何紮實,知識如何淵博,但要寫出一篇真正有意味的短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短篇小說十分有限的文體特點,決定了它必須做到高度的內斂、含蓄,必須調動自己的審美經驗和藝術潛能,進行某種意義上的藝術再創造。由於短篇小說天然具有的敏銳、短小、快捷的藝術表現形式,易於實現的敘述和實驗,因而其常常成為社會轉型、藝術變革時期的輕騎兵。對現實的幹預與批判、對底層民眾的關注與關懷、對美好情感的創造與謳歌、對腐敗的揭露與抨擊、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想的追尋與創造,仍是當下走在文壇前沿的大家們關注的主題。”①他的短篇小說常截取社會生活中的某個橫斷麵,揭露被各種粉飾掩蓋了的生活真相,語言內斂,利落,有力度,敘事藝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在他的拷問與質詢聲中,生活的脆弱性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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