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鄉土中國的現實境遇
鄉村是中國文學的母題，認識中國須從認識中國的鄉村開始。作為從泥土中來的“地之子”，呂翼的身上承載了太多鄉土的負擔，他的滿腔悲憫，他的絢麗青春，他生命中的悲喜歌哭，全都揮灑給了烏蒙山腹地的這片土地。茅盾當年在給“鄉土文學”定位時認為：“關於‘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風土人情的描寫，隻不過像看一幅異域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隻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對於運命的掙紮。一個隻具有遊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隻能給我們以前者；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作者方能把後者作為主要的一點而給與了我們。”②呂翼筆下的鄉村題材作品，可歸屬於鄉土文學的範疇，由風景、自然物象、方言俚語等構成的小說元素顯示了滇東北高原鮮明的地域特征。但他沒有停留在對鄉村“地方色彩”和“風俗畫麵”的表層摹寫，而是著力挖掘這塊土地上人們長久以來賴以信仰的文化哲學精神，以及由此顯現的民族心理的結構與狀態，在對農民文化性格的呈現中，進行人性圖景的深度建構。
長篇小說《土脈》，是呂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列入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是省作協與玉溪峨山縣聯合組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學創作”的成果之一。這部小說以一家三代人（老龍頭、龍壩和龍田）的命運流轉和價值觀念變遷為主線，講述一個山村數十年間對土地的堅守——離棄——回歸的過程。包產到戶時期，以老龍頭為代表的舊社會出生的一代人，飽嚐了舊社會沒有土地，合作化時期又人浮於事的苦頭，他們對土地近乎著迷，有時為了分到一塊肥沃的土地不惜與相鄰親戚爭得麵紅耳赤，甚至你死我活。人們相信，隻要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土地便會給予你豐厚的回報。十餘年過後，市場經濟的風吹遍了大江南北，人們對土地的依戀之情漸漸淡漠了，以龍壩為代表的建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前半生繼承了父輩們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精神，在愈發貧瘠的土地上揮灑汗水，但當他們為父輩養老送終，將兒女撫養成人之後，感覺鄉村與城市的距離愈發遙遠，內心深處不安分的因素便逐漸萌動起來，於是紛紛背井離鄉，到城市尋找生命的價值，最終多半掙紮於城市的底層。原先的價值係統崩潰了，辛辛苦苦建蓋起來的房屋變得人去樓空，芳草萋萋，良田荒蕪，當在城市找不到生存基點的時候，內心便產生了嚴重的挫敗感和被割裂感，矛盾、困頓如影隨形。他們的下一代，即以龍田為代表的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一代，普遍以求學的方式走出大山的牽絆，走出父輩們的陰影，在現代化的城市中打拚出一塊天地，從而逐漸與土地告別，甚至戶口簿上，也消去了那個生長於斯的衣袍之地的名字。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農村真正成了一塊可以大有作為的天地，龍田們在城市的舞台打拚一番之後，又響應國家號召，選擇回到故鄉進行新農村建設，將青春才智貢獻給這片多情的土地。小說中，三代人對土地的感情，都經曆著轉折，但轉折的誘因各異，所做的貢獻也各有不同。“土脈”隱喻的是大地之根，是生命落腳的地方。
青年批評家艾自由對《土脈》中人物的角色定位作了如下闡釋：老龍頭——視土地為傳家寶的老一代農民；龍壩——無可奈何的“廉價農民工”；龍田——“鯉魚跳農門”的出人頭地者；劉來寶（劉遠航）——背叛土地的“農民暴發戶”；沈妹——以青春和身體為本錢的農村浪女；木葉——有一技之長返鄉創業的新一代農民。艾自由認為，“當前，我國農民的出路問題關鍵是農民工的就業問題，而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關鍵是在大城市。如何為農民工的就業盡可能地創造機會，讓每個農民工找到實現自己夢想的渠道，是當前必須引起全社會高度重視和著力解決的問題。”③在中篇小說《方向盤》裏，呂翼通過塑造意欲走出大山到沿海打工，後因種種緣由選擇留在家鄉村委會當一名普通文書的尉涪形象，暗含了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宣傳主旨，小說融入了大量生活化的場景描寫，擺脫了主旋律文學慣有的概念化、標簽化的困境，表現了鮮活的生活化特征。
三、官場倫理的人性向度
呂翼曾任過機關秘書，任過報社副總編輯，這些身份使他近距離地接觸了大量官場上的人和事。他的小說所表現的題材，人物，情節，在現實生活中應該不難找到原型，其虛構有著豐厚的生活經曆作基礎。尤其是反映官場體製對人性的戕害，官場倫理對人格的異化的作品，他更是以筆為刀，對病態的官場人格進行無情地解剖，犀銳的筆鋒一層層劃開溫情的社會麵紗，解析人性的豐富與複雜，文字放射出穿透生活本質的力量。
中篇小說《割不斷的枯藤》是呂翼影響較大的一篇作品，初刊於先鋒文學雜誌《大家》，後被《作品與爭鳴》等刊轉載，引起廣泛關注。小說主人公辛苦出生貧寒，自小父母雙亡，吃著苦寨的百家飯長大，後來參軍入伍，退伍後做了村長、鄉武裝部長、鄉長，因工作勤奮踏實，口碑甚佳，被領導賞識提拔為副縣長。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成績和地位，整日裏想的是如何為老百姓謀取更多的利益，於是力排眾議負責主持修建通向苦寨的“幸福路”。然而生活並非一片淨土，在副縣長辛苦的辛苦工作中，他身邊與他共事的人，從駕駛員、秘書開始，並不是都如他一樣廉潔自律，他們都各自打著或發財或當官的算盤。在以駕駛員為代表的市儈派的誘引下，辛苦一步步滑向了與“人民公仆”背離的泥淖無法自拔，最終東窗事發，以死告終。辛苦的身上，折射的是一名從基層起步的官員，在社會大染缸的浸染之下，逐漸失去自我而變質的例子。在當代文學譜係中，閻真的《滄浪之水》中池大為的經曆，尤具典型性。意味深長的是辛苦的秘書形象，他的經曆跟前任領導辛苦有些相似，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由一名普通的山區教師轉變為縣政府秘書，他忍辱負重、低調內斂、任勞任怨的背後，隱藏的其實是萬丈雄心，以及雄心暫時不得實現後的滿腹牢騷。在一個酒醉的周末，他傾吐了內心所有的怨憤。秘書後來得到了提拔，到辛苦原來工作的鄉鎮任職，然而他們之間不同的是，辛苦當初多半時間是在鄉下，與老百姓在一起，他的辦公桌大半年都是灰著的。而這張桌子現在“已抹得纖塵不染，秘書大部分時間坐在上麵，批閱文件，安排工作，喝水，打電話，或者讀讀黨報黨刊。”作者在這裏欲言又止，卻不難激發起讀者的追問：辛苦的結局尚且如此，與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秘書，誰能保證他不會走一條與辛苦相似的道路呢？看來，象征落後與苦難的“苦藤”確實是很難割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