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英國
回到英國時，我在世人眼裏完完全全是個陌生人，仿佛誰也不認識我。我的恩人和忠誠的管家——當時我把錢托付給了她——仍然活著，但生活非常不幸，再次成為寡婦，在世上相當卑微。我讓她別把欠我錢的事放在心上，保證我不會找她麻煩。相反，為了感激她過去對我的關心與真誠，我把僅有的那點錢給她一些，而這點錢在當時的確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可我向她保證，待有足夠能力幫助她時我決不會忘記她以前對我的好意，不會忘記她本人。
後來我去了約克郡，然而父親已去世，母親和所有家人都不存在，隻剩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的兩個孩子。由於我早被當做死了，所以任何東西也沒給我留下，總之我一無所有，手頭的一點錢無法讓我在世上安身。
可我確實也遇到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而這是我沒想到的。我有幸救出那個船長以及輪船和船貨，他把我怎樣搭救他們的事栩栩如生地報告給了老板們。他們邀請我去見見，另外還有一些商人，大家對我極盡讚美，並送了我近兩百英鎊。
我對自己的處境作了一番思考，覺得這點錢難以讓我在世上安身，便決定去裏斯本，看是否能知道我在巴西的那個種植園以及合夥人的情況，我有理由相信他許多年前就認為我死了。
帶著這一想法我乘船去了裏斯本，並於隨後的四月到達。無論我走到哪裏都有星期五跟隨，他任何時候無不證明是我最忠實的仆人。
來到裏斯本後，尤其令我高興的是經過詢問我找到了那位老朋友船長，是他在非洲海岸第一次把我從海裏救起。他已是個老人，不再航海，而是讓遠沒成人的兒子當上船員，仍然從事巴西貿易。老人已認不出我，的確我也很難認出他。但我不久記起他來，告訴他我是誰之後他也記起了我。
我們先熱切地談著當年的交往，然後我無疑問起我的種植園與合夥人的情況。老人說他已離開巴西近九年，不過確切地告訴我他走時我的合夥人還活著，隻是我的另外兩個財產受托人已離世。不過他認為我的種植園大大增值；由於人們普遍認為我已葬身大海，財產受托人就把我那部份錢財上交給了國家財務代理人。國家財務代理人擔心我永遠不去領取，將其中三分之一上交政府，三分之二捐獻給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用於救濟窮人並且幫助印第安人信仰天主教。但假如我出現或任何人代我領取這筆錢，它就應該歸還，隻是每年捐給慈善事業的盈利部份無法返還。不過他保證說，政府的地產稅收員和修道院管事一直非常負責，使我的合夥人每年都如實上交一筆錢，其中就有我的部份。
我問他是否知道種植園增值了多少，他是否認為我值得去索取，或者我去索回自己應得的部份是否會有麻煩。
他說，他說不準種植園增值的確切數目，不過知道我的合夥人僅掙得自己那一半就相當富有；他記得最清楚的是，我那似乎轉交給修道院或宗教機構的三分之二的款，每年超過兩百莫艾多；至於我順利收回財產的事，是不成任何問題的，我的合夥人還活著，可以證明我的權利，並且我的名字也已登記注冊。他還告訴我，我的兩個財產受托人的後代都是誠實正直的人，也很富有，他相信他們不僅能幫我索回財產，而且還能從他們手裏得到很大一筆錢——那是他們的父親在世時代管的種植園賺得的部份，當時還沒有如上所述上交，他記得大概有十二年時間。
我對此顯得有點焦慮不安，問老船長財產受托人為何這樣處理我的財產，他知道我立過遺囑，讓他這位葡萄牙船長成為我的全權繼承人，等等。
他說這話不錯，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死了，所以他無法執行遺囑，直到他有我死亡的確切報告。另外，他也不願介入如此遙遠的事情。他的確已上報我的遺囑，提出索款。但如果他提出有關我生死的情況，也就作為代理人獲得了西班牙人所謂的製糖工場，並讓他此時在巴西的兒子經營了。
“可是，”老人說，“我另有一件消息告訴你，也許你聽了會不太高興。你的合夥人和財產受托人以為你已不在人世——所有人都這麼認為——因此確實以你的名義要把最初六年或八年的利潤給我，我也接受了。但當時，”他說，“為了增收支出不少，要建一座製糖工場，要買奴隸，以至出現了入不敷出的情況。然而，”老人說，“我將把自己收到的錢以及是如何開銷的原原本本向你報個賬。”
又經過幾天與這位老朋友進一步談論後，他拿給我一份種植園最初六年的收益賬目，上麵有合夥人與商業財產托管人的簽字。收益總是以物品形式支付，即一卷卷煙葉，一箱箱糖，此外有酒和糖漿等，它們都是製糖的產物。從這份賬單中我發現每年的收益相當可觀，不過如上所說支出也不少，所以實際利益並不多。不過老人讓我看到他欠我四百七十莫艾多金幣。另有六十箱糖，十五雙卷煙葉，它們在一次遇難中損失了，那是在我離開此地約十一年後他的船回裏斯本時發生的事。
好心的人開始述說他的不幸，說為了挽回損失他如何不得不用我的錢購買一艘新船的股份。“然而，老朋友，”他說，“你這麼困難，不會缺少生活所需的，我兒子一回來就會徹底解決你的問題。”
說罷他取出一隻舊袋，給我一百六十葡萄牙的莫艾多金幣，以及他對船的股份所有權憑證，兒子已乘坐那隻船去巴西，他與兒子的股份各占四分之一。他把兩分憑證都交到我手裏，以便讓我獲得其餘的款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