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春會說：“不知道。”
漢田中仍然不溫不火地說：“你把車藏哪裏去了？你別犯傻，把車退給人家，就什麼事兒都沒有。這是什麼地方？是派出所，你要想蒙混過關那可是想錯了。”
牛春會說：“不知道。”
我說：“你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呀。”
牛春會說：“我冤枉。”
我上去左右開弓打了他三個耳光。實在太氣人了，我還要打，被漢田中給拉住了。我說：“你說，你到底冤不冤？”
牛春會這混蛋像唱戲的念白一樣說：“冤枉呀～”
我被氣笑了，就決定不再審訊他了。和漢田中一道去了造紙廠，把所有的材料取齊，給他辦了個監視居住手續，放在了派出所。然後馬不停蹄查找那輛丟失的自行車，一旦找到，就可以對他提請逮捕。政府的政策是重證據不輕信口供。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找到那輛自行車。這種犯罪分子鬼得很，他要是不想讓你找到你就肯定找不到，他藏的地方你想破腦袋都想不到。可法律是講證據的，找不到自行車就等於還是疑案。好在我們有監視居住，關他一個月，看誰能熬。我是說，要讓我相信他沒有偷自行車，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漢田中也這麼想。
幾天後，我基本上已經忘了打過牛春會三個耳光了，縣檢察院卻來了兩個人，問我是不是刑訊逼供了。我說沒有呀，我就沒有動過他一指頭。檢察院的人說牛春會的叔叔把我告了，說我把牛春會吊到梁上打，還用蠟燭燒他的腳底板，並說讓他嚐嚐國民黨的刑罰之類。我說誰這麼扯淡？我絕對沒有動過他一指頭。檢察院的人就走了，我也沒把這當成回事兒。幾天後，檢察院的這兩個人又找到我，問我是不是打了他三個耳光？我說沒有。他們就又走了。
“三等功”對我說：“你知道牛春會是誰嗎？他叔是造紙廠廠長，咱鄉的首富，他還是縣檢察院檢察長的內弟的表妹的大姨的侄女的同學，他們就是想整你。你知道檢察院的人為什麼問你有沒有打他三個耳光嗎？他們找漢田中調查過，漢田中把你賣了。他證明你確實打了他三個耳光——不過調查過又怎麼地？不就是三個耳光嗎？犯法能犯到哪兒去？”
我就有些惱火，去質問漢田中。“你這不是出賣我嗎？”
漢田中說：“那你讓我怎麼說？”
我說：“虧你還開著妙語的鋪子，怎麼，智慧全讓潘婷給吃了？你不就說個不知道就行了？還真的坦白從寬？”
漢田中說：“你真的打了人家三個耳光嗎！有過不憚改。”
瞧瞧，這詞兒讓他給用這兒了。可能是為了安慰我，他又說，不就是三個耳光嗎？能犯法？我想想也是，就沒有深究。
我這人，有這樣一個毛病，就是反應慢。比如說吧，我要是有個頭疼腦熱的，一般不吃藥，心想抗抗就過去了。到起不了床了再去醫院，最後一算，又化錢又受罪，太不合算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那時候，老百姓都怕公安局，“一進公安局，不死也要脫層皮”，這是很多人的認識。就是說，警察在審訊的時候，打犯罪分子有很多高招。我們所長是個老革命，他曾經說過他辦的一個案子。
一個犯罪分子，因為他老婆紅杏出牆，他一怒之下把那兩個奸夫淫婦給殺了。殺了之後，他還把奸夫的那玩意兒給割下來扔到一個隱秘的地方。一開始，這家夥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可在監獄住了一陣子之後，他就知道該怎麼逃避法律的製裁了：他就是不說他把那團東西藏在哪裏了，這樣法院也判不了他死刑。那時候我們所長還很年輕，他老婆還沒有得上精神病，正有幹一番事業的野心。就把那個家夥從監獄裏提出來，吊在公安局的一棵樹上，也不打他，也不罵他，就這麼捆著他雙手，吊在樹上。到第三天，那家夥支撐不住了，就說了。“你知道他把那團東西藏在哪兒了？”很多年之後，所長還得意洋洋地說。“藏在稻田的一個下水道裏了。他要是不說出來，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也就無法定他的罪。”所長說的這檔子事兒發生在剛解放不久。這是他警察生涯的經典之作，走到哪兒說到哪兒，我們一上班他就把這事兒給我們說了。我們上班的時候，已經有刑訊逼供這個法律術語了。不過所長沒有把它當回事兒，我也沒有當回事兒。
所長完全知道我們審訊牛春會的情形，要傳喚人必須給他彙報。我們還把審訊的情況給他彙報了，那時候我還沒有打那三個耳光。――我倒不是說是所長授意我打那三個耳光的，是我自己氣不過，你要是碰到那情形你也會氣，我說的都是真的。――所長也很氣氣憤，說：“整他，使勁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