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西方思想場域中，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文明衝擊及冷戰的製度對峙，相對保守的古典自由主義在戰後的頭十年出現了複興的跡象?。這一思想運動的重要人物就包括本文將要倚重的那四位思想人物。其中對於中國現代自由主義之轉向發生了顯著影響的，則是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
自撰寫《通往奴役之路》後，哈耶克的思想興趣轉向政治、法律領域，基於對計劃體製的反思，他的政治、法律思考從一開始就明確地反對法國式自由主義的唯理主義、唯科學主義，因而，他明顯地扭轉了自由主義對待傳統的傳統態度，他曾經這樣說：“自由的價值主要在於它為並非出自設計的發展提供了機會，而且一個自由社會之所以能夠發揮其有助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自由發展起來的種種製度的存在。如果對於業已發展起來的各種製度沒有真正的尊重，對於習慣、習俗以及‘所有那些產生於悠久傳統和習慣做法的保障自由的措施’缺乏真正的尊重，那麼就很可能永遠不會存在什麼真正的對自由的信奉，241也肯定不會有建設一自由社會的成功努力在。這似乎很矛盾，但事實可能確實如此，因為一個成功的自由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將永遠是一個與傳統緊密相連並受傳統製約的社會（）。”作為戰後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中國發揮了非常巨大的影響力，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大陸。可以說，哈耶克在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分別進入台灣、大陸的思想場域、並被其中的重要人物所接受，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賴以運思的思想資源，從而使自由主義發生了譜係的遷移，從法國式自由主義、從個性解放的自由主義，轉向英國式自由主義，轉向古典自由主義。
伴隨著中國自由主義賴以運思的思想譜係的遷移，自由主義者開始改變對傳統的態度。關於這一點，筆者曾經專門撰文進行分析，概括而言，透過哈耶克關於規則-秩序、關於理性、傳統的理論，中國自由主義化解了與傳統的緊張關係?。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保守化的自由主義者正是哈耶克式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信奉者。
乍看起來，這有點怪異，尤其是在大陸儒家人士看來：中國人要保守自己的傳統，卻需要由西方理論家說服。但考慮到中國語境下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外來特征，這一點不難理解。事實上，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反對自由主義之全盤反傳統態度的保守主義，其實同樣借用了西方的資源，比如，吳宓之於白璧德。
當然，考慮到自由主義在中國已經有相當久遠的發展曆史，但仍然必須借助西方現成的思想資源來解決自身的邏輯難題，也242證明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幼稚與膚淺。而這一點，又恰恰與中國自由主義學習西方自由主義時發生的譜係錯位直接相關。
二、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後發劣勢對於哈耶克理論推動中國自由主義保守化轉向的命題，人們立刻會提出兩個疑問：第一，為什麼五六十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八九十年代大陸的自由主義要放棄信奉已久的法國式自由主義而接受哈耶克、轉向哈耶克所推崇的英國式自由主義？第二，發生轉向的自由主義者是否誤解了哈耶克，他們所保守的傳統真是哈耶克能夠讚成的嗎？換一種說法，中國傳統是自由主義者所應保守的嗎？保守這種傳統合乎自由主義嗎？
後麵將專門回答第二個問題，而要圓滿回答第一個問題，也需要對相應時代的社會、文化、思想等背景進行全麵分析。這裏隻就大陸情形，提出幾項社會思想史的因素，留待未來進行詳盡討論：第一，大陸思想界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曆史的反思，引發了一股“經驗主義”思想熱潮，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顧準，而經驗主義被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英國式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第二，大陸思想學術界對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蘇聯曆史的反思，促使整個思想學術界倒向英美的思想和製度進路。這方麵的代表作是朱學勤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1994年）。第三，經濟學界對計劃經濟的批判、對私人產權和市場經濟的討243論，及法治問題的凸現，引導人們關注古典自由主義，因為，現代自由主義對這些問題缺乏審視和思考，而古典自由主義恰恰關注這些問題。哈耶克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的第一本著作是其《通往奴役之路》，其中對計劃經濟及因此而必然形成的權力全麵控製社會的體製的分析引起中國讀者的廣泛共鳴。而在法國式自由主義、唯理主義的自由主義體係中，關於私人產權、市場製度、法治的討論要麼付之闕如，要麼根本上就對這些製度持批判態度。不過，本文不擬探討這些社會與思想史因素，而將基於某種內在視角分析自由主義保守化轉向的動因。
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承受了一次相當典型的“後發劣勢”?。高全喜教授近年來一直強調，當代中國所麵臨的問題接近於西方十六、十七世紀、最多再到十八世紀所麵臨的問題，彼時的歐洲正處於民族國家建構（）時期，這個時期以自由為導向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憲政主義。那麼，同樣麵臨這一任務的中國，所需要的也本應是旨在構建憲政製度框架的憲政主義。然而，陰差陽錯，在複雜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譜係中，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引入的是當時比較流行的現代自由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過較大影響的是羅素、杜威、拉斯基，嚴複介紹過穆勒，甚至作為文學家的蕭伯納、易卜生也曾經被當作偉大的思想家甚至政治思想家。相對於中國的現實來說，這些人所代表的先進而時髦的自由主義是時空錯置的。
如上文所說，這種自由主義基於其唯理主義的哲學信念，而對傳統持一種否定態度。
另一方麵，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引入的這些先進的自由主義244的觀念體係，又是高度成熟而係統化的，被整合為一套完備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國自由主義者相信，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學說，已經提供了完備的製度建設的原理與方案。這樣，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又具有一種製度設計的理性自負。在他的心目中，社會改造的方向、目標當然是給定的，製度的原理、具體設計也沒有疑問了。當然，這些都是西方現成供應的，記載於從西方舶來的書本中。關於政府合法性問題，西方先賢不是已經有人民主權原則了？政府的結構問題，孟德斯鳩不是已經提出三權分立並且在歐洲運轉得很良好？關於司法，不是已經有司法獨立製度了？關於政府與宗教的關係，不是已經有“政教分離”原則和寬容原則了？關於民族問題，不是已經有了自治原則與全民公決製度了嗎？既然自由憲政製度在西方運轉良好，那麼，現代中國自有憲政製度建設所需要的一切具體製度細節，都已是現成的，那中國人要做的事情就十分簡單：全盤接受這些原則，按照西方的理論，模仿西方的製度，如此按部就班，即可建構出自由民主製度。
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工程師心態”：典型的工程師“隻關心單一目標，對為此目標而做的所有努力進行控製，並為此而支配範圍明確的現有資源。這使他的工資有可能獲得一個最典型的特點，即至少從原則上說，複雜的操作過程的各組成部分，事先就在工程師的頭腦裏完成了，作為其工作基礎的全部‘數據’，已被清楚地納入了他事先的計算，並被繪製成藍圖，以此支配整個方案的事實”?。基於這種工程師心態，現代中國的立憲事業被視為一項高度技術性的工作，中國所需要的隻是自由的工程師。
這種社會工程師的首要工作是啟蒙。將立憲轉型等複雜的社會事245務技術化的唯理主義觀念，是形成林毓生所說的“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的重要因素。既然方案、藍圖已定，剩下的隻是施工問題，那立憲轉型的關鍵就是解決民眾的思想觀念問題，讓他們全麵地接受這一藍圖，理解這一方案。高度複雜的立憲事業被狹隘的理解為文化、思想運動。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看來，自由憲政製度的建設必須以啟蒙作為先決條件。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啟蒙並不是以自身的理性進行啟蒙，而主要是以記載在書本中的西方的價值、文化、社會關係模式、製度作為判斷的標準，這些西方因素被等同於理性，中國固有的價值、文化、社會關係模式、製度需接受這一標準的審判。經過這樣一番比較、審判之後，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得出結論，中國是“傳統的”。但是，他們所說的“傳統”，其實就是他們所麵對的中國的現實。隻不過，這一現實以西方現代性和自由主義的標準來衡量是“傳統的”。傳統、現代這樣的古今之辨，變成了橫向的中西之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普遍相信，經過了這種西方化啟蒙之後，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個人將會照著記載在書本中、並由他們簡化的藍圖進行施工，建成中國的憲政製度。
既然自由憲政事業不過是一項根據既定藍圖施工的工程問題，“科學”也就成為現代自由主義特別熱衷討論的問題：新文化運動兩個口號中就包括“科學”。不過，此處所謂的“科學”，其實是哈耶克所討論的近代興起於法國的“唯科學主義”?，尤其是迷信所謂的“科學方法”。從較早的自由主義者嚴複之介紹《名學》，胡適強調科學方法，一直到殷海光之倡導邏輯不遺餘力，可以說，對於“科學方法”的重視，或者說唯科學246知識的信念，乃是近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者所一脈相承的傳統。
唯科學主義認為，“宇宙萬物的所有方麵都可通過科學方法來認識。”?當然，科學方法首先是知識分子批判傳統的有力武器，事實上，他們要求將“科學方法”普遍應用到人類在各方麵的活動，胡適受杜威科學方法的影響，便致力於“使中國文化成為科學主義式的文化，使文化中的一切——包括倫理——均受科學及杜威式的科學方法所支配”?。殷海光也指出，“陳仲甫所說的‘科學’之為‘科學主義’，在他的思想演變過程中，發展成了人生觀、烏托邦、曆史哲學，甚至於一種社會的動力。陳仲甫是非宗教的。可是，在不自覺之間，他把他所認為的科學當作他的宗教。”?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重視科學方法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如果建立自由憲政製度的問題是一個按照給定藍圖施工的工程技術問題，那尊重科學的方法就是成敗的關鍵。當然，首要的任務是要將每個人塑造出工程師心靈，清除精神中一切不合理性標準的東西，全盤地接受理性標準——其實就是當時所能見到的自由主義書本上的西方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