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論自由主義的保守化 論自由主義的保守化
九十年代大陸重新興起的自由主義思潮，從情感上、知識上對傳統采取了一種親和的態度。這一保守化轉向不僅在自由主義思想界內部引起了廣泛的爭議，甚至也引起了其他思想流派、比如以複興儒家為訴求的保守主義的關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思想譜係。
實際上，自由主義的保守化轉向，早自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唯其發生於當時已與大陸隔絕的台灣，而少為當時處於封閉狀態的大陸學界知曉。最早是周德偉，已經開始致力於融合自由主義與儒家①。隨後發生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轉向，即由激烈地批評中國傳統的觀念與製度，轉而采取一種親和的態度。這一事件甚至引發了相當激烈的爭論②。應當說，此一事件具有重要象征意義。殷海光之所以被稱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或許與此一事件有很大關係。在他之前，以胡適為代表的234主流自由主義對傳統持一種堅定的批判態度。而在他之後，台灣另一位自由主義者、《自由中國》的同事夏道平，也在人生的最後幾年轉向了與傳統的和解，盡管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本文擬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這一保守化轉向現象之形成動因進行解釋，並探討這種保守化的理據與內涵。整個論述過程將主要借用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邁克爾·奧克肖特（）、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Polanyi）和愛德華·席爾斯（EdwardShils）的思想資源。
本文擬分為七個部分：第一部分將指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賴以運思的思想資源主要是哈耶克所說的法國式自由主義，但哈耶克的理論則推動了台灣、大陸自由主義的保守化轉向。第二部分將論述，主流的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是時空錯置的，其唯理主義哲學傾向也使自由主義者以啟蒙為職誌，以工程師心態看待立憲事業，陷入後發劣勢中。第三部分將指出，支持憲政製度的諸多規則是不可言傳的，因而，中國人學習生成於西方的憲政製度麵臨知識上的內在限製。接下來將討論解決這一知識限製的進路。
第四部分討論自由主義保守化的第一層含義，即麵向西方的保守化，從關注現代自由主義轉向關注較為古典的憲政主義。不過這種轉向仍然無法克服憲政主義西學的內在限製，支持憲政製度的那些不可言傳的細節性規則，隻能從傳統-現實中內生地生成出來。這將是接下來三部分要討論的主題。第五部分首先透過傳統的含混性概念，揭示了傳統內在演進的可能性。第六部分則基於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和陳寅恪先生的闡釋，提出了“西學中體資相循誘”的傳統演進模型，從而提出，借助西學誘導，中國235的傳統-現實具有內生地生成憲政製度的可能性。第七部分進一步討論體、用含義，並據此對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論和陳明的即用見體論略作評論。最後是簡短的結論。
一、自由主義保守化的哈耶克動力先後發生於台灣和大陸的自由主義的“保守化”，是指相當部分以自由主義自命的人士，改變了此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對於中國固有價值、文化、社會結構乃至政治安排的態度，從堅定批判的態度轉向某種程度的親和態度。
至少從表麵上看，這一轉向與中國自由主義賴以運思的西方思想資源的遷移直接相關。很多學者都對自由主義進行過類型分析。考慮到哈耶克對於五十年代以來的台灣自由主義和八十年代以來的大陸自由主義產生過重大影響，本文的分析將主要參照哈耶克的劃分，盡管其他學者的劃分與哈耶克的劃分其實有諸多共通之處③。
哈耶克區分了兩種自由主義，其前後稱謂略有變化，強調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所指大體相同：一種是“偽個人主義”，“法國式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哈耶克所說的“建構論的唯理主義”。與之相對的，則是“真個人主義”，“英國式的自由主義”，或者說“進化論的（批判性）理性主義”——我則寧願將其稱為“基於有限理性的理性主義”，以突236出其對於理性之限度的強調④。
換一個角度看，這兩種類型的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曆史的先後次序。在西方自由主義演進的脈絡中，兩者前後相接，分別應對不同時期的主要議題。概括說來，哈耶克所說的英國式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自由主義，更準確地說是憲政主義，哈耶克也把“普通法法理學”視為英國式自由主義的基礎，而十六、十七世紀基於普通法法理學提出的政治主張就是憲政主義。這種憲政主義淵源於中世紀，並在西方各國、尤其是英國立憲政治時代獲得較為清晰的表述。作為一種製度，憲政主義則旨在確立保障自由、限製權力的規則體係本身。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則是較為晚出的概念，成形於十九世紀，盡管其理論基礎已由霍布斯所奠定。自由主義主要包括個性解放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福利自由主義。它們所麵對的是憲政框架確立之後法律、政策的選擇問題。在英國，從十六、十七世紀的憲政主義到十八、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包括經濟自由主義、密爾的個性解放自由主義，似乎有一個清晰的演變過程⑤。
二十世紀初，當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解決中國困境的思想資源時，西方所盛行的主流思想資源已不再是憲政主義了，現實的製度也發生著某種巨大變化。哈耶克本人曾經指出，從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自由主義也已經完成了一次根本轉向，“法國的傳統便逐漸在各地取代了英國的傳統。”⑥從內容上看，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不再是英國式自由主義或憲政主義，而是當時盛行於西方的法國式自由主義。哈耶克已經分析過這種思想體係的基本特征，西方也正依據這種思想體係對其製度、法律進237行改造，比如，強調民主參與，限製私人產權，限製市場，增加政府控製，建立國家福利。
急於從西方尋找匡時救國之良方的中國知識分子，唯新是從，對西方流行的一切新觀念不加分辨就匆忙地拿來，以至於真誠的自由主義者，其實選擇了反對自由主義的知識體係。誠如劉軍寧所說：“以北大為主要代表的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看來，還有一些重大的失誤和偏差。比如說，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學習和引進是從自由主義的半途中開始的。除嚴複等少數人外，都是自由主義課程的‘插班生’，而不是從自由主義的根本處——洛克、孟德斯鳩、休謨、斯密、柏克、洪堡、貢斯當、托克維爾、阿克頓等人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開始的。胡適的自由主義的思想淵源多半是來自杜威。杜威是一個實用自由主義者，而非古典自由主義者。而像張君勱、儲安平的自由主義思想淵源多半來自英國的拉斯基，這個人與其說是自由主義者，不如說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們無法在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與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的自由主義傳統之間作出區分。他們輕視光榮革命，青睞法國革命，先是以盧梭的思想為自由主義的正宗，後又以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為楷模，因而極易受到各種偽自由主義的誘惑。那些被哈耶克視為通向極權主義的歧路，被中國自由主義者們看作是通向自由社會的坦途。”⑦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在中國建立確保自由之憲政、民主、法治製度的誠心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他們學自西方的自由主義卻具有“唯理主義、科學主義、平均主義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場經濟的特征”⑧。
238與本文分析相關的一點是，這種自由主義具有明顯的反傳統的傾向，而這是現代中國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觀念淵源。
人們早就注意到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從一誕生起就是反傳統的。林毓生曾經得出這樣的結論：“與日本經驗可說是正好相反，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最重大與影響最為深遠的特色之一，則是全盤性反傳統的意識形態（ideology）的出現與持續。這一意識形態的強大支配力（dominance）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的末期。在今日的中國大陸，……這個一元論式的意識形態早已滲透到許多人的不自覺的意識層次（），其影響力雖無過去龐大，但仍清楚可見……”⑨作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曆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殷海光也繼承了這一全盤批判傳統的傳統：“除了最後幾年，殷先生的思想有很大的變化以外，攻擊中國傳統，提倡科學與民主，是他一生言行的目標。”⑩林毓生解釋說，這種反傳統主義源於中國傳統的“借思想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的思想模式：“辛亥革命以後，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確演變成了一個整體觀的思想模式，從而使它變成一個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工具，它將中國傳統看作是一個其性質是受中國傳統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機式整體而加以抨擊。”?這個解釋是有力的，但不完整。與其說它所解釋了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什麼熱衷於全盤反傳統，不如說解釋了這些知識分子為什麼全盤反對傳統的“文化”。然而，“五四”一代所反對者並不僅僅是這些，他們全盤地反對一切傳統，既包括人的思想、觀念、價值、行為模式，更包括中國傳統的政治、法律製239度安排，人們普遍地用專製主義甚至“極權主義”來形容古代中國的製度，從而其反傳統才可稱之為“全盤性的”。
更為合理而整全的解釋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反傳統態度的觀念淵源是其所信奉的那種類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這種意識形態的哲學基礎就是“唯理主義”
（rationalism），對這種唯理主義，近人，包括哈耶克、邁克爾·奧克肖特、邁克爾·波蘭尼、愛德華·席爾斯等都進行過梳理。
唯理主義認為，“人生來就具有智識和道德的秉賦，這使人能夠根據審慎思考而形構文明。”?唯理主義者確信，人類社會賴以維係的道德、宗教、習俗、信仰、組織等一切有效用的製度，都產生於人的理性之深思熟慮的設計，隻有通過這種的設計，這些製度才能有益於人的發展和曆史進步。相反，若非經由如此設計之製度，或者說，不能被人的理性“極清楚、極明白地設想”
（笛卡兒語）的製度，則是無益於、或者簡直可以說就是有害於人類的幸福，應將其拿到人類理性的審判台前進行審判。因此，唯理主義的口號是“懷疑一切”，當然，唯理主義者也確信，人類能夠輕易地發現適合於人性的種種道德規則，他們充滿信心地要求理性地設計一切。基於這樣的哲學觀念，法國式自由主義即以激烈地摧毀傳統的基督教和教會為象征的，將一切理性所不能證明的東西斥之為“迷信”?，他們是啟蒙主義者。
這也正是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信念。隻不過，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借以審判一切的標準，不完全是西方啟蒙者所信奉的“理性”，而是西方現成的自由觀念與製度，或者更廣泛地說，就是大而化之的、作為一個實體的“西方”。西方的價值、文240化、製度、社會關係，甚至生活方式、飲食起居，構成了判斷的標準，現代中國啟蒙自由主義者以此來觀察、衡量、評判中國相對應的事物。當然，西方已經被認定為是理性的、先進的、進步的、人道的。以此為標準，啟蒙者立刻發現了中國的非理性、落後及中國人的愚昧，中國固有的價值、文化、社會結構、製度妨礙著中國的進步，中國要實現轉型，建立自由憲政製度，就必須摧毀固有傳統，包括價值、觀念，改造民眾的頭腦，重塑他們的世界觀，也包括摧毀既有的社會結構與政治製度。於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投入了持續的全盤性反傳統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