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香港。重病的杜月笙有遷居法國的打算，他要姚玉蘭計算辦多少張護照才夠數。一直侍病在側的孟小冬，輕悠悠插了句嘴：“我要是跟了去，是算丫頭呀，還是算女朋友？”就這一句話，讓杜思索了好半晌，他回憶起自己和孟的關係來……
他一生和京劇有緣，家裏辦過五次像模像樣的堂會，而且妻妾五房，除原配沈月英外，都是唱京劇的出身。最初所納二妾，都是唱老生。後來的這位姚玉蘭，曾在黃金大戲院很風光了一陣，雖也是妾，但另辟新宅，暗含著“兩頭大”的意思。自己病了之後，也多虧她用心掌管著這個家。再有，就是身邊的這位身分不明的“孟冬皇”了。早年，她曾被梅蘭芳金屋藏嬌，不久感情破裂，最後在1931年分手。分手並不一帆風順，他杜月笙也曾出麵調停。當時自己是種什麼心緒？——說不清。
小冬1938年拜師餘叔岩，學餘卻不多演，聲價日高。此時上海已成“孤島”，杜月笙和姚玉蘭避居香港，次年，孟來滬又赴港探望過他。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住在茂名南路的高級公寓。這時孟兩次來上海，住在這裏。孟、姚關係不錯，曾一道去南京西路的書場聽小彩舞的京韻大鼓。1947年，杜月笙60誕辰，上海的中國大戲院組織了十天的堂會義務戲。十天大軸，梅蘭芳八天，孟小冬兩天。本來，他倆不便在同一個堂會戲上演出，但一聽說是慶壽，就都來了。好在兩人分演大軸，並不見麵。偏偏有些小報亂出主意，希望梅、孟合作《武家坡》一類“對兒戲”，企圖通過台上的陰陽顛倒，融化感情，達到台下的破鏡重圓。這件事弄得梅蘭芳和杜月笙都很狼狽，幸好孟演完兩場《搜孤救孤》就束裝北上，風波就此平息。杜月笙深謝孟之此來，不僅從個人感情上獲得快慰，而且從社會角度也很給杜家臉麵——15年前杜家堂會獨缺餘叔岩的遺憾，因小冬此來而彌補了。她肯連唱兩場實在不易，1946年北平為迎接老蔣，她也才打開了塵封多年的戲箱，僅演了《四郎探母》中的一折“見娘”啊。
孟回北平去了，可杜月笙在上海懸望不止。一年後，在北平圍城之際，杜月笙用專機把小冬接到自己身邊。可惜好景不長，眼見上海朝夕不保，杜又舉家遷港。此時之杜，因喘病不能坐飛機，遂改乘客輪，但隻購到一張頭等倉票，於是孟、姚便輪流在頭等倉中服侍。記得小冬那一種怨怨、愴愴的神態，記得她也曾說起為餘叔岩侍病的情節，難得啊，她一輩子服侍了兩個垂危的病人……
杜月笙回想了自己的一生，盡管每天都靠吸氧過活，但依然獨排眾議，要和孟小冬補行婚禮。叫來十桌酒席，64歲的新郎便和43歲的新娘就在香港的杜公館中結為夫婦。一年之後，杜也就嗚呼哀哉。試想在最後的一年中，杜時而昏迷時而清醒，他或許要孟在他耳邊輕輕哼唱幾句餘腔，以解他心頭的痛苦和鬱悶。孟不忍違拂杜的意誌，卻又難以啟動歌喉，那心中的滋味也是可以想象的。杜月笙或許一邊聽著，一邊回顧著自己從發跡到覆滅的一生，同時，孟的那悠悠、苦苦的遺韻也就輕輕地給杜的一生劃上了句號。
上述的一則故事，對於端正和豐富京劇欣賞史的意義是重大的。從政治上看杜月笙，他絕對不算好人；但從迷戀京劇的發展過程來說，他又是個無比熱心、不斷進步的人。他中年在上海家裏辦了好幾次堂會，規模之大有目共睹。他是浦東人，一口浦東口音，但就憑這樣的先天條件，居然多次演唱《坐宮》、《拜山》和《打嚴嵩》。但是，他在遇到孟小冬之後，欣賞口味逐漸“高”上去了，甚至從政治角度審視他的晚年，似乎也有了變化。當然，這不都是京劇的功勞，那樣認識就誇大了京劇的社會功能；但也不能小瞧京劇高層次的餘派，經常唱餘派的票友，思想情操總還不會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