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秦推行合縱，首先瞄準的最佳發動國是中原三晉中的趙國。原因隻有一個，秦國東出，三晉首當其衝，而趙國在三晉之中最硬朗。但是，種種原因，趙國卻拒絕了蘇秦。需要關注的是，蘇秦在首說趙國失敗之後選擇了燕國。蘇秦為何放棄了繼續以直接與秦國對抗的魏國、韓國為說服對象，而選擇了距離秦國最遠的燕國做突破口？從《戰國策》所記載的蘇秦說燕王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在秦國成為超強大國而對山東構成巨大威脅的大形勢下，燕國在山東六國中具有最明顯的邦交戰略失誤。這個失誤，恰恰是對秦國威脅完全不自覺。
蘇秦點出的事實，具有濃烈的嘲諷意味：“……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國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製其後，此燕所以不犯難也……秦之攻燕也，戰於千裏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裏之內。夫不憂百裏之患，而重千裏之外，（失）計無過於此者！”蘇秦所諷刺的這種“不憂百裏之患，而重千裏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國式的政治迂闊症。這種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狀是沒有清醒的利益判斷，時時事事被一種大而無當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經常地搖擺不定。曆史的事實是，雖然燕文公這次被點醒，但其後不久，燕國立即退出合縱而與秦國連橫，重新回到“不憂百裏之患，而重千裏之外”的迂闊老路上去了。再後來的燕國邦交，更是以反複無常而為天下公認，獲得了“燕雖弱小，而善附大國”的口碑。也就是說，燕國邦交的常態，是選擇依附大國而不斷搖擺。春秋時期，這種搖擺主要表現在附齊還是附晉。戰國時期，燕國的搖擺則主要表現於對遙遠的大國（楚國、秦國）時敵時友，而對兩個曆史淵源深厚的鄰國（齊國、趙國）則刻意為敵。乍看之下，這種邦交貌似後來秦國奉行的極其有效的遠交近攻戰略，似乎是英明的強國邦交戰略。但是，可惜燕國不是強國，更不是要自覺統一天下的強國。燕國的遠依附而近為敵，更實際的原因在於迂闊的王道精神，在於老牌王族諸侯的貴胄情結——齊國、趙國是新地主國家，與我姬姓天子後裔不能同日而語！這種對實際利害缺乏權衡而對強大鄰國的“身世”念茲在茲的國家嫉妒，導致了燕國邦交的長期迂腐，也導致了幾次行將滅亡的災難。
再說禪讓之迂。
燕國任用蘇秦首倡合縱之後，地位一度得到較大提高。可是，正在這個時候，燕國發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議的政治事件，從而導致了一次最嚴重的亡國危機。這個事件，是燕王噲禪讓事件。燕易王之後，繼位者是燕王噲。史上大凡沒有諡號而直呼其名的國君，不是亡國之君，便是喪亂之君，總之已經喪失了追諡的宗廟條件。這個姬噲，與後來亡燕的姬喜，是燕國曆史上兩個沒有諡號的君王。姬噲之所以曆史有名，是因為在位期間做了這一件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大事——仿效聖王古製，禪讓國君之位。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嚴重內亂持續了五年之久，是燕國“幾亡者數矣”中最具荒誕性的一次亡國危機。事件的經過，都在本書第二部《國命縱橫》中備細敘述了。我們在這裏所要關注的，是燕王噲的迂闊與整個荒誕事件如何生成。《史記》、《戰國策》與《韓非子》都記載了這次事件的四個關鍵人物的關鍵言論，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第一個關鍵人物，當然是姬噲。從他與其他臣子的應對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噲最關注的是兩件事：一則是如何使自己成為聖王，二則是如何使燕國像齊國一樣王天下。應該說，姬噲的動機無可厚非。但是，在變法強國成為潮流的時代，姬噲沒有想如何搜求人才變法強國，卻一味在聖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說，這是燕國的迂政傳統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個關鍵人物是子之。《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了子之一次權術行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門外），回報曰：‘有。’子之依此知左右不誠信。”後來的趙高指鹿為馬以測試同黨，完全與子之權術相同。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並非是商鞅、樂毅那般具有治國信念的變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權術人物。後來，子之當政而國家大亂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