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禁私學。春秋戰國學術繁榮以至鼎盛，私學之興起居功至偉。帝國政令禁止私學，對中國文明的殺傷力遠遠大於“焚書”與“禁議事”兩項。因為，這是從根本上遏製了文明源頭的多樣性與豐富性。私學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學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於深山大澤，或得改換名目以繼續傳授學問。後世史家發掘這一方麵的史料極少，隻有一條記載，這便是《漢書·楚元王傳》。其雲：“楚元王交，字遊……好書，多才藝。少時嚐與魯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子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
其五，立官學。所謂“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根基在確立官學。立官學，是禁私學的必然補充。但從實際情形看，秦帝國之初正當戰國私學傳統極其強大之時，官學在事實上也隻能是國家設立的博士學宮而已，各郡縣尚沒有興辦官學之時機與能力。帝國政令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通過官學來保持國家政令的統一，來凝聚種種社會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西方羅馬帝國也是以法令為教，以律師為傳授教習。兩大尚未相通的文明體係，在同一時期采取了本質同一的治理方式，蘊含著何等必須探究的東西，實在值得深思。
請注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並焚燒民間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國曆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焚書”事件。與其後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個秦帝國，因此而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兩千餘載厚誣之下，已經無以使後人認知全貌了。人們因此而將嬴政皇帝看做暴君，而將秦帝國視作暴秦，甚或不屑於做任何曆史真相的追究了。作為一起有著深刻曆史背景，且發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書”事件在政治上的積極意義，已經被後世儒家夾雜著仇恨心理的單向價值評判淹沒了。這種居於統治地位的單向評判，大大掩蓋了“焚書”事件反複辟的政治本質。在歲月流逝的長河中，一場反倒退反複辟的政治戰役，被褊狹地演繹成了一場惡意毀滅文化的暴行。這種評判，折射著我們民族時常痙攣性發作的對重大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著我們常常因這種刻意失察而導致的種種悲劇。至少，人們已經忘記了，“焚書”事件是帝國新政麵對強大的複辟勢力被迫做出的反擊，是新文明為徹底擺脫舊時代而付出的必然代價。
三、光怪陸離的鐵血儒案
博士學宮激起了巨大的波瀾。
驚蟄朝會的次日夜裏，統領學宮的文通君孔鮒逃亡了。博士仆射周青臣連夜稟報了奉常胡毋敬，兩人一起夤夜晉見皇帝。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走了也好，隻要儒家不生事，去留自便。”胡毋敬周青臣一時大為惶惑，秦政曆來法行如山，高懸廷尉府正堂的便是商君名言：“有功於前，不為損刑。有善於前，不為虧法。”皇帝更是從未寬恕過一個罪犯。如何有封君爵位的大臣逃亡了，皇帝竟能淡然處之？嬴政皇帝見兩人愣怔，又是淡淡一笑道：“孔鮒並無實際職掌，其心又不在國政，走便走了。焚書也好，禁議也好，本意都在威懾而已，還能真殺這些文士了？”兩人這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出得皇城便嗬嗬笑了。奉常胡毋敬總領文事，叮囑周青臣：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於是，周青臣回到博士學宮也便沒了任何動靜，隻與幾個誌在治學的博士埋頭整理經典。
周青臣沒有料到，孔鮒逃亡之後的三日裏，博士連續逃亡四十餘名，幾乎清一色的儒家博士，七十二博士隻剩下了二十餘名博士。周青臣大為驚慌，立即再次稟報胡毋敬，兩人又再次進了皇城。皇帝這次顯然認真了一些，召來丞相李斯共同議決。李斯見嬴政皇帝並無追回逃亡博士之意，思忖片刻，提出了一個方略：在焚書令之後，立即頒行一道廣召天下文學之士的詔書，一則可向天下彰顯秦政弘揚文明之宗旨，二則可使天下學人聚集國府昌盛官學，三則可消解博士逃亡之種種非議。胡周兩人立即讚同，周青臣還特意補充道：“廣召文學之士，又不究博士擅自逃亡罪行，儒家有可能生出的流言，便會不攻自破！”嬴政皇帝笑道：“既雲廣召，索性也將方士術士一並延攬，免得此等人在民間滋事。”顯然，皇帝對方士術士並無反感，帶有幾分戲謔。胡周兩人是立即讚同了。李斯有些猶豫，遲疑著沒有說話。嬴政皇帝笑道：“方士術士未必沒有管用者，然大多荒誕無疑。教他等在民間行騙，不若將他們召進學宮，看看他們究竟有多大神通。若是術不應驗，我大秦律法豈是白設？”李斯恍然大悟，立即連連點頭。
秦政高效，次日立即頒行了《廣召天下文學方術士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