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當代經濟理念分析，董仲舒的這個數字不是國家“稅率”，而是傭耕戶的地租率。其實際所指，是如陳勝那般“耕豪民之田”的傭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收成。董仲舒顯然不懂經濟，將地租率硬說成國家稅率，使秦帝國時代的田稅率猛然提升到十分之五的大比例。有意還是無意，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後世將這一典型外行的指控當成了曆史事實，當成了真理性質的史料依據。
就曆史事實而論，交租之後的經濟邏輯是：國家以地畝數量征收田稅，隻向地主征收，不針對傭耕者征稅。之所以不針對傭耕者，有兩個原因：其一，傭耕者耕的是地主的土地，傭耕者不是地主；其二，傭耕者是流動的，若以傭耕者為基數征稅，固然可以避免曆代都大為頭疼的“漏田”現象，然在事實上卻極難操作。所以，傭耕者向地主繳租，國家再從地主之手以登記核定的田數征稅，是從戰國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兩千餘年的田稅法則。唯其如此，此後的經濟邏輯很清楚：傭耕者的一半產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應該繳納的田稅。而地主不可能將糧食全部交稅，而沒有了自家的存儲。是故，秦帝國的田稅隻能比“什五稅”低，而不可能高。最大的可能是，國家與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為田稅。如此，則田稅率為十分之二點五。即或再高，充其量也隻是十分之三。因為，秦帝國不可能將自己的社會根基階層搜刮淨盡。
第二則，再說人口鹽鐵稅率。
人頭稅乃春秋戰國生發，夏商周三代本來就沒有，說它“二十倍於古”，是沒有任何可比意義的。人頭稅之輕重，隻能以當時民眾的承受程度為評判標準。而史料所記載的人口稅指控，除了秦末曆史謊言的“頭會箕斂”的誇張形容，再無蹤跡可尋。
所謂鹽鐵之利，在“九貢九賦”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沒有，至少沒有鐵。即或有鹽利，肯定也極低。因為，三代鹽業很不發達，不可能征收重稅。故此，說秦時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無論是就實際收入的絕對數量而言，還是就稅率而言，也幾乎沒有任何可比意義。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於古”泛指整個商業稅，則更見荒誕。戰國至秦帝國時期的商業大為發達，七大戰國皆有商業大都會。齊市臨淄、魏市大梁、秦市鹹陽、楚市陳城、趙市邯鄲、燕市薊城、韓市新鄭。七大都會之外，七國尚各有發達的地域性大商市，如齊東即墨、魏北安邑、楚東南之江東吳越、秦西南之蜀中、趙北之胡市等等。其時之市場規模與國家來自關市的財政收入，遠遠超出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以此論之，說商業稅“二十倍於古”，隻怕還估摸得低了。基本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眾自由商事活動規模很小，而國家“官市”又多有限製且規模固定。總體上說，三代商市根本無法與《史記·貨殖列傳》所記載的戰國秦時代的蓬勃商市可比。所以，商業稅之比同樣沒有意義。
第三則，再說徭役征發。
以董說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為基數，三十倍於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舉了這九十日的大體構成：“月為更卒”，每年要有一個月給縣裏做工；“複為正一歲”，再給郡裏每年也要做工。按照邏輯，按照曆代史家的注釋，這裏的“一歲”不是一次性一年出工，而是一人一生總計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攤出工。第三項“屯戍一歲”，每人一生中要給國家一次性守邊一年。對董仲舒的分項說法，《史記》注解引師古之說，替董仲舒解釋雲：“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所謂率計，是大體計算之意。顯然，這一歸納沒有說明一個男丁一年中究竟有多長時段的徭役，而隻依據大體計算而籠統指斥“三十倍多於古也”，有失粗疏輕率，並武斷過甚。
以董仲舒之說，一個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攤多少徭役？
可以有四種計算方法：
其一，若以“能勞”為準，將一個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設在二十歲至五十歲之間（二十歲加冠，五十歲稱老），其有效勞役的基數時間為三十年；則三項徭役合計總量為五十四個月，具體均攤出工，則《史記》所雲之“率計”，每年隻有月餘。
其二，若以六十歲一生為基數，則徭役總量為八十四個月，分而攤之，“率計”每年仍然隻有月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