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以六十歲一生為基數，以三十年“能勞”期為有效徭役征發時段，在三十年內服完八十四個月徭役，則“率計”兩月餘，還是不到三個月，仍然不到“三十倍於古”的九十日。
其四，隻有以八十歲一生為基數，徭役總量為一百零四個月，以三十年精壯期服完徭役，其“率計”才可能超過三個月，實現董仲舒“三十倍於古”的宏大設想。然則，一個自然經濟時代的政權，設定男人每人八十歲壽命而規定徭役，現實麼？可能麼？隻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臉紅了。
籠統指斥其“三十倍於古”，既誇大事實，也毫無實際意義。
即或不與董仲舒認真計較，便以第三種方法計，在實際中也遠非那麼不堪重負。國家征發徭役，隻要不瘋狂到要自斷生計，大體皆在每年農閑征發，而不可能在農忙時期征發。而那個時代的實際農閑時間，每年無論如何在三個月之上。曆史的事實是，每年月餘的徭役，在戰國時代不足論。即或接近三個月，也不可能達到嚴重威脅民眾生存的地步。
秦帝國是一個大規模建設的時代，精壯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餘或兩月餘，客觀地說，遠在社會容忍底線之中。以秦帝國刻石所言，民眾在秦始皇時期是大為歡悅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們將刻石文辭縮水理解，至少也是沒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個基本原因，是帝國工程的絕大多數都是利國利民的。疏通川防、開拓道路、抵禦匈奴、南進閩粵、大興水利、銷毀兵器、遷徙人口填充邊地等等等等。除了搬遷重建六國宮殿，秦始皇時期沒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戰國民眾在大爭之世所錘煉出的理解力，是會敏銳體察出惡政與善政區別的。隻是到了秦二世時期，才因驪山陵與阿房宮的大規模建造而偏離社會建設軌跡，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質。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陳勝吳廣因“失期皆斬”麵臨生死抉擇而不能容忍而舉事反秦的社會心理動因。這與秦政的本來麵目與總體狀況，並非一事。以文明曆史的評判意識，不當以胡亥趙高的昏聵暴虐取代帝國整個時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個原生文明時代。
還有一個重大的曆史現象必須申明：舉凡曆史上的強盛時代或富裕國家，其稅率與征發率必然相對高；舉凡曆史上的不發達時代，或大貧困大蕭條時代及貧窮國家，其稅率與征發率必然很低或極低；直至當代，依然如此。
秦帝國正是前一種時代，前一種國家，其稅率與徭役征發“年率”雖相對較高，但卻是建立在自覺地大力發展生產力基礎上的，其性質絕非對貧瘠的掠奪，而是在高度生產力水平上積聚社會財富，為社會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其後，秦末大動亂大複辟，將秦帝國建設成果悉數摧毀，“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在此等經濟大蕭條社會大貧困下，西漢即或實行了“什五稅一”甚或“三十稅一”，達到十五分之一與三十分之一的極低稅率，其窮困狀況仍然慘不忍睹。漢文帝時期，賈誼的《論積貯疏》猶雲：“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這一基本的曆史現象，給我們的曆史意識提出了一連串的尖銳問題。
在大貧困大蕭條時代的低稅率低征發，與大發展大興盛時代的高稅率高征發之間，我們究竟應當如何評判？假如要我們選擇，我們選擇什麼？貧困的低稅率低征發，果真是“仁政”麼？富有的高稅率高征發，果然是“暴政”麼？此等對比之法，果真有實質意義麼？果真能說明問題麼？果真值得作為最重要的依據去評判文明史麼？兩千餘年來，我們一直在指控強盛秦帝國的高稅率與高征發，我們一直在讚頌生產力低下時代與大貧困時代的“輕徭薄賦”，這符合曆史演進的本質法則麼？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麼？
六、走出暴秦說誤區：秦帝國法治狀況之曆史分析
秦法酷烈，曆來是暴秦說的又一基本論據。
這一立論主要有五則論據：其一，秦法繁細，法律條目太多；其二，秦法刑種多，比古代大為增加；其三，秦法刑罰過重，酷刑過多；其四，秦時代罪犯多得驚人；其五，秦法專任酷吏，殘苛百姓。舉凡曆代指控秦法，無論語詞如何翻新，論據無出這五種之外。認真分析，這五則論據每則都很難成立，有的則反證了秦法的進步。譬如，將“凡事皆有法式”的體係性立法看做缺陷，主張法律簡單化，本身就是“蓬間雀”式的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