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史家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彌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並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麵化，其所以成為人類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決於那個時代獨有的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曆史現象。
秦末社會的獨有特質，在於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
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餘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的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曆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幹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後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隻有短短的十二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十二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拚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處於上一代人的風信標之下。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的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於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就權力層麵說，戰勝者成了一統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麵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被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關注焦點而言，作為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文明創製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則要複雜得多：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六國貴族則殷殷渴求於複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於巨大的分裂狀態。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天下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並欣然接受了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並非虛妄之辭。然則，曆史與社會的複雜性便在這裏：對於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於平複；而對於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無論是帝國中央在確立郡縣製中爆發的“諸侯封建”說，還是六國貴族在當時的複辟言論與複仇暗殺行動，以及山東民眾與當年封主的種種聯結，甚或對貴族暗殺行動的實際掩護、民間流言、反秦石刻生發不息等等，都證明了這種可變性的強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