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四大謎之一的“野人之謎”關係到我們人類自己的起源，因此更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興趣。許多國家都有科學家進入原始森林對這種人形動物進行科學考察。
“野人”傳說，在我國已有3000年曆史。據戰國時代的《山海經》在“梟陽國”的注釋中說，《周書》記載南方“州靡國”將捕獲到的“野人”獻給了周成王。屈原在《九歌》的《山鬼》中描述了“野人”的生活習性，並擬人化，抒發了詩人的情思。自漢以來，我國曆代文獻中都有關於“野人”的記載，明代大臣藥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這部名著中還對曆代文獻記載的“野人”進行了綜合分析。但是，對“野人”進行科學考察和研究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才開始的。40多年來，我國科學工作者對“野人”多次進行過考察，尤其是我國在鄂西北神農架一帶，從1976年開始，由中國科學院與有關單位組織的多次進山考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除此之外，在我國的四川、陝西、甘肅、西藏、新疆、廣西、貴州、雲南等10多個省區都有“野人”行蹤的報告，現今惟一可惜的是，沒有一例活“野人”被抓獲。
我國最早進行“野人”考察的是在西藏喜馬拉雅山區。雅魯藏布江中下遊、喜馬拉雅山南地區及東部峽穀區都生長著茂密的原始森林，盛產野果及各種動物。原始森林保存最好、麵積最大的“野人”避難所恐怕就屬遼闊的喜馬拉雅山了。藏族及舍巴人常見“雪人”或“野人”是很自然的。80年代中期，中國“野人”考察研究會會員、西藏文聯作家肖蒂岩經過幾個月的初步調查，從領導幹部、各方群眾中了解到許多重要情況和線索。在拉薩召開的藏族學術討論會上，四川大學童恩正副教授作了《西藏高原——人類起源的搖籃》的學術報告。西藏“野考”的進展，對研究從猿到人的人類起源理論，無疑具有重大意義。西藏自治區黨政領導對“野人”十分重視，並具體安排宣傳部的理論處主管“野考”，這說明區領導對這一科學事業的理論意義有了深刻的認識。
目前各省區的考察研究工作強調領導、專家、群眾三結合，考察與研究相結合。在考察目標上，不僅要重視間接證據，更要重視直接證據，以便更快揭謎。考察隊員十分重視可以追蹤屍骨獲得直接證據的寶貴線索。
為了有利於接受當地黨政領導和有關部門的支持，深入發動組織本地區各方麵力量進行“野人”考察研究，各有關省區正在醞釀成立該省區的“野人”考察研究地，同時成為中國“野人”考察研究會的分會。以神農架為中心的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工作幾年來不斷取得進展，廣泛搜集了目擊資料，灌了一批石膏腳印，鑒定了一些毛發，發現和研究了多起可疑的糞便、睡窩和吃食現場，對環境進行了綜合考察和多方麵的科學分析，製作了大量植物標本和部分動物標本，建議成立了自然保護區，舉辦了“野人”考察彙報展覽，積累了近百萬字的文字資料，特別是3個考察隊員一起見到了一個巨型“野人”。
在中國“野人”考察研究約300名會員中，湖北的會員就有近80名。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內成立了“人類起源史研究組”，從人類起源角度研究“野人”問題，並將此列入了科研項目。種種情況表明，成立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會十分必要。1983年8月26日至29日，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會在迷人的神農架召開了成立大會，代表們決心使以神農架為中心的湖北省“野人”科學考察研究出現一個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