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一件童年往事會讓你想到成長的“代價”，一則小笑話會讓你思考人生的境界……這些，是文章的立意，是文章的靈魂！一個人靈魂的高貴或平庸決定著他生活的軌跡與品質，一篇文章立意的高下也同樣對文章的優劣影響重大。立意好，即便是“小強”，你也能點石成金，寫出好文章；反之，即使是再好的素材，在你筆下也隻能是變寶為廢，物不能盡其用。那麼寫作文如何才能做到有好的立意呢，掌握以下五訣，自然水到渠成：
正確立意是文章的統帥，倘若統帥錯了，就會滿盤皆輸。
明確確定一個中心意旨，行文與運用材料才能緊扣題旨，直指中心。
新穎文貴新，落入窠臼，人雲亦雲是寫文章的大忌。
真誠從自己真實的體驗和感觸出發，擁有“真誠”的立意才能寫出“真誠”的文章。
深刻寫文章要有所“追求”，學會發掘事物深層的意蘊，這樣才能讓文章“不俗”，但要記住，我們需要的是“真誠”的深刻，而不是“深刻”的虛偽。
走不出的套路
曾經一位當語文老師的朋友告訴我，有道學生考試作文題叫《記我身邊的一位共產黨員》（命題人完全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結果許多孩子望著這道題目翻白眼。因為他們的身邊並沒有共產黨員。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但未必熟悉具體的共產黨員。閱卷時，老師們不時被其中一篇篇“妙筆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來。一個孩子寫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媽媽是不是共產黨員，但我覺得她像一個共產黨員。”另一個孩子寫道：“楊大爺退休之後，每天到路口去維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塊牌子，那上麵寫著幾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共產黨員。”這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兒子也參加了作文考試，幾乎拿了滿分，但全是瞎編的。他兒子寫道：“我的二姑夫在鄉下，是一個新黨員，他的工作是看水閘。”然後，他的兒子就大寫特寫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災中如何忘我地工作。而實際上，這位二姑夫既非黨員，又非看水閘的。現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見了那位二姑夫，就開玩笑：“共產黨員來了”“看水閘的來了”……所謂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擾著我們的語文老師，也困擾著我們的孩子。可見，立意的“真”是多麼重要。（選自曹文軒《作文應該這樣寫》）
曹文軒：在寫作這件事上，中國的少年缺乏足夠的自我意識與自主權利，他們預先（通過社會、學校與家庭）被灌輸了種種不利於發現自己生活的思想。寫作文自然要講究“立意”，但究竟要立什麼意呢？難道就是那些虛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觀點嗎？
苦澀的幽默
我寫過一篇很短的小說，題目是《職業》。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如果上學，該是小學五六年級，但是他沒有上學，過早地從事了職業，賣兩種淡而無味的食品：椒鹽餅子、西洋糕。他挎一個腰圓形的木盒，一邊走一邊吆喝。他的吆喝是有腔有調的：椒鹽餅子西洋糕。這條街上有一些孩子，比賣椒鹽餅子西洋糕的略小一點，他們都在上學。他們聽到賣椒鹽餅子西洋糕的孩子吆喝，就跟在他身後模仿他，但是把詞兒改了，改成：捏著鼻子吹洋號。賣椒鹽餅子西洋糕的孩子並不生氣，愛學就學去吧！他走街串巷吆喝，一心一意做生意。他不是個小孩，是個小大人。一天，他姥姥過生日，他跟老板請了半天假，到姥姥家去吃飯。他走進一條很深的巷子，兩頭看看沒人，大聲吆喝了一句：“捏著鼻子吹洋號！”這是對自己的揶揄調侃。這孩子是有幽默感的。他的幽默是很苦的。凡幽默，都帶一點苦味。（選自汪曾祺《思想·語言·結構》，本文有刪節）
曹文軒：寫東西不一定非要瞄著“有意義”，也可瞄著“有意思”。依我之見，青少年寫作文，就應該多寫“有意思”的事。如果寫這些東西我們心裏感到不踏實，那麼我這裏應該還有一個理支撐著：“有意思”的事都是“有意義”的。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有意義的（自然不包括那些根據一個僵直的概念硬造出的事情）。
編者按：也許你會說，國民性是多麼深刻的語彙，很難理解，更別說要寫文章探討了。然而，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國民性”時時在身邊上演。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意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吧：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譚》或者《安徒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做《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麼。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家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是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種人。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技巧啟示】：從普通的話題中提煉出深刻的主題
【非技巧啟示】：許多深刻的思想都是來自於對周遭世界的體認，而非高高在上，不可觸摸
編者按：失敗，多麼令人沮喪的詞語，李敖個性化的詮釋，給了我們全新的感受！
有一個笑話，甲問乙：“為什麼這麼愁眉苦臉？”乙說：“我的朋友被火車軋死了。”甲說：“難怪，你一定很痛苦。”乙說：“我當然很痛苦啊，他穿的是我的西裝。”這個笑話有它深刻的另一麵，那就是，這個乙倒是個很實際的人。他雖然無情，卻很實際。碰到意外，他先檢查實際的損失，這是極端小市民的境界。我們再來看孔夫子。一個地方著了火，孔夫子隻問人受傷了沒有，不問馬受傷了沒有。“傷人乎？不問馬。”這種境界，是極端大聖人的境界。當然，孔夫子所以有這樣的境界，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馬不是他的。如果馬是他的，他也許會像小市民愁西裝一樣愁起自己的馬來。
還有一種以灑脫的方式處理損失的人，這就是“墮甑不顧”的故事。漢朝有一個叫孟敏的，背了一個陶土燒的大瓶子走，它一下子掉在地上，他仍舊朝前走，頭也不回。人家問他怎麼看都不看一下，他說已經破了，看有什麼用。這種人就很灑脫。他不花一分鍾時間去開碎瓶追悼會。
當然，開追悼會也是一種安慰。遭受了損失的人，總要哭幾聲，嘮叨幾句啊，這也是一種發泄。不過一個人的高不高，就在這兒看出來。真正的高人是一聲不響的。這種一聲不響，叫“打脫牙齒和血吞”。這是一種應付失敗和損失的堅忍態度，趕不上孟敏那種“墮甑不顧”態度的灑脫，但也是第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