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疑惑地問傑西：“你經常東奔西走，不住在家裏嗎？”
傑西說：“不是，這是我母親送給我的聖誕禮物。她是這家睡袋公司的工程師。”
原來，傑西也不是一般勞工階層家庭的孩子。可是，我還是不能立刻改變自己的思維定勢，我猜測，是不是傑西的家庭發生了什麼變故？是不是他的父母離婚了，他的母親再嫁了……否則，在他這個年齡，並非像史蒂文那樣利用假期來掙零花錢，為什麼會到我家來做“苦工”呢？我委婉地問傑西：“你的母親，還有父親，他們好嗎？”
傑西也覺得有點奇怪，“他們都很好。你認識他們嗎？”
我隻得承認並不認識他們，但還窮追不舍地問傑西：“能告訴我為什麼要出來做零工嗎？你需要這份工作嗎？”
他平靜地說：“Between jobs（換工作的空間期）。”
後來，我知道他的父親是伯克利有名的腦病專家，更巧的是他父親居然是畢力母親（我的婆母）的腦科醫生。老太太還曾經向我推薦過，讓我找機會把患中風後遺症的父親接到美國來，讓這位高明的醫生診治。
但這麼一位知名醫生的兒子，居然肯來做這份臨時性的“苦工”。
畢力說他18歲大學畢業時，向父親提出想在家裏的企業工作。他父親在伯克利、舊金山辦有幾家很大的儲運倉庫。
父親讓他去一個倉庫做裝卸工。他問：“我可以去做管理工作嗎？”父親回答：“不用說現在沒有空下來的管理職位，就是有空缺，我也不會把這個職位交給一個沒有工作經驗的人。”
他說，他在三個月裏整天開著小型裝貨車搬搬運運，後來覺得自己在學業上還會有更大發展，決定去考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營銷專業研究生，他父親才答應提供第一學年的全部學習費用。他因此也成為市場調查方麵的出色人才。
傑西告訴我，他在大學學的是金融管理，前一陣在一家保險公司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他既嫌工作枯燥，又覺得什麼人都可以要他調閱各種資料，煩瑣，不舒服。聽到有這個要給木匠師傅打下手的打工機會，他就毛遂自薦地來了。或者，他是特意要在這樣的磨煉中糾正自己的性格弱點吧。
當然，他的“打下手”工作做得很出色。
大約一年以後，我在伯克利的一次慈善募捐活動上又見到了傑西。他是讚助這次活動的一家金融公司的員工。他穿了筆挺的高檔西裝，打著高雅的領帶，儼然是一個風度翩翩的青年紳士。
他見到我，彬彬有禮地過來打招呼。他和打小工時判若兩人，他坦然地向他的同事說：“我給她家修過房子，給木匠師傅做小工。”他聽我描繪小鎮那個莊園的景色時，還給我留下他的E-mail，讓我給他發幾幅照片。顯然，他沒有把打小工的經曆當成沒有麵子的事，他為自己為修複莊園付出了勞動引以為豪。
當初，傑西走後，我因為懷孕，身體笨重，沒有再去奎恩小鎮管理修複莊園的事情。但我知道，收拾那片農田，又是文具店老板的“少爺”史蒂文利用假期承擔的。
他們六七個高中生在那裏住了兩周，他們中有律師的“少爺”、警官的“少爺”、工廠主的“少爺”……他們狂熱而又認真地做了兩周整修荒地的“農民”，然後，拿了錢，一窩兒蜂地跑到懷俄明州的國家公園玩去了。
初到美國，這番找臨時雇工的經曆，給我了解美國上了一堂課。說實在話，我和“老外”畢力從相愛結婚，到隨他赴美，不論是他的職位，還是他擁有億萬資產的家庭，都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有著那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而在這裏，不論是這些“少爺”還是他們的父母，對待職業，卻一視同仁地認真投入，不分尊卑貴賤。
我眼前總浮動著史蒂文的母親溫妮開著豪華轎車來接灰頭土臉的兒子回家的情景。
恐怕，這一課對我今後教養我的寶貝兒子，十分難得而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