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準備整理出版《傳統蒙學叢書》，我極表讚成，因為這是一件大有益於文化史研究的事情。
蒙學之書，由來已久。李斯《倉頡篇》、史遊《急就章》，出自當時最高級知識分子之手；又因為是初學啟蒙用書，想必也擁有當時最廣大的讀者。《漢書 · 藝文誌》收有小學十家，所謂小學，也就是蒙學。
後來社會不斷發展進步，貴族以外的平民，也有了讀書的需要與可能。教法和教材與之相應，出現了事實上的“雙軌製”。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學以居位曰士”，居位便是做官；要做官，非通經籍、應科舉不可，儒家經籍便成了士子們的法定教科書。而農工商等小民的天職，無非“辟土殖穀”、“作巧成器”、“通財鬻貨”，若想略識之無，粗通文字，不得不另求簡便之路。《新五代史 · 劉嶽傳》記載：
《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陸放翁詩自注雲：
農子十月乃遣子入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
這類為田夫牧子所誦的村書，便是唐宋以降的蒙學書了。
我們研究文化史，應當著眼全民族和各階層人民文化的演進，著眼以往各時各地社會上多數人的文化狀況。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書抄》、《監本九經》，還不妨研究研究今存《兔園冊》殘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學紀聞》、《劍南文集》，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經》和《百家姓》。雖然《兔園冊》不必為虞世南所編，《三字經》不必為王應麟所撰，但當時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通過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觀、神道觀、倫理觀、道德觀、價值觀、曆史觀，在這類書中，確實要比在專屬文人學士的書中，有著更加充分而鮮明的反映；何況長樂老和陸放翁那樣的大雅人，對這類通俗小冊子，也不是漠然不屑一顧的呢？
當然，產生和流傳於古代社會中的蒙學書，同樣屬於古舊文化的範圍，局限和落後性自不能免。但無論如何，它們絕不比廟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局限，更落後。有的蒙學書能夠長久流行，為社會長期接受，在采取易於上口易於記憶的形式傳授基本知識、進行道德教育這方麵，確實有其長處和優勢，是不能也不應一筆抹殺的。僅僅在這一點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價值。
出版社此次整理出版《傳統蒙學叢書》，可以說是繼承了近世王國維輯校《倉頡篇》、章太炎重訂《三字經》的事業，我以為是值得讚許的，故樂為之序。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
本文係代周穀城先生而作。周先生在審閱時，隻在最後一句“故為之序”的“為”字之上添加了一個“樂”字，即署名同意發表。《傳統蒙學叢書》，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開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