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走向世界叢書》的英文譯名，印成了白紙黑字的至少有三個，即：
The Outer World in Chinese Eyes
Chinese Travellers Abroad
From East to West
楊憲益先生以為第三個譯名比較好，我也十分同意。叢書的凡例第一條即已開宗明義：“本叢書專收一九一一年前中國人訪問西方國家的記載（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國家的範圍之內）。”所以這並不是一般的國外遊記，更不是從“天朝上國”前往“四裔蠻荒”獵豔搜奇的新山海經或天方夜譚，而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實錄。From East to West，就是從古代社會走向近世文明，走向變革和開放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世界。
為什麼隻能是 From East to West 呢？毛澤東一九四九年的文章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寫道：“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隻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這段話倒確實不假。
嚴格意義的 From East to West，確實是遲至一八四〇年以後才開始的①，這比歐洲人 From West to East 遲了一千七百年②。盡管在十五世紀以前歐洲的文化一般說來低於東方，但在走向外部世界這件事情上，卻不能不承認西方起步比中國早。
是傳統的古代社會拖了中國人的後腿。落後的、分散的、“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產方式，像一條無形的鎖鏈，把人們牢牢拴住在狹小的地麵上。封建的、宗法的、迷信的觀念，禁錮著人的頭腦，壓抑了人的精神，使人們缺少力量去想象和追求一個更廣大的、豐富多彩的世界。一六〇一年利瑪竇到北京，自稱大西洋來，禮部尚書奏稱：《會典》上不見有大西洋，不知所言是真是假。又過了一百八十年，主編《四庫全書》的紀曉嵐撰總目提要，仍舊懷疑利瑪竇艾儒略諸人介紹的五洲三洋“為自古輿圖所不載，……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飾”。博聞多識如紀文達公尚不免拘墟若是，他人則更無論矣。
正是由於對外部世界懵然無知，所以直到英國軍艦開入廣州內河，道光皇帝才急著問英吉利跟俄羅斯是否接壤，與中國有無旱路相通。黃惠田稟稱英國本土“日食幹糧，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須半月日始出……”。林則徐也以為英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上岸即不能作戰。以此昏昏，對彼昭昭，挨打吃虧自然是無法避免的了。
愚昧和落後導致了挨打吃虧，但挨打吃虧也使人慢慢聰明起來，努力追求進步。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中國的讀書人終於走出長期閉鎖的國門，到歐洲、美國和日本去求學、通商、考工、出使和遊曆，並且開始記述和傳播自己在西方所看到的一切。一八四七年林“因貧思遠客，覓侶往花旗”（《西海紀遊草》）；同年容閎與勃朗先生（Rev.S.R.Brown）“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教育”（《西學東漸記》）；一八五四年，羅森“搭花旗火船遊至日本，以助立約之事”（《日本日記》）；一八六六年，斌椿以“東土西來第一人”的身份遊曆歐洲（《乘槎筆記》）；一八六七年，王韜應理雅各（J.Legge）之請往英國助譯中國經典（《漫遊隨錄》）；一八六八年，誌剛偕蒲安臣（A.Burlingame）出使歐美各國（《初使泰西記》）；一八七〇年，張德彝隨崇厚赴法“修好”，目擊一八七一年巴黎的革命和戰事（《隨使法國記》）；一八七六年，清朝派出第一位常駐西方國家的使臣郭嵩燾到達倫敦和巴黎（《倫敦與巴黎日記》）；同年，李圭到費城參加萬國博覽會（《環遊地球新錄》）；一八七七年，黃遵憲隨使日本，開始對日本作係統的研究（《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一八七八年，徐建寅到德、英等國考察工礦、訂購兵船（《歐遊雜錄》）……在這些人中，容閎、王韜、郭嵩燾、李圭、黃遵憲、徐建寅等，確實可以稱為“先進的中國人”；其他人也許達不到這個標準，但眼界一經打開，亦自不能不對新的世界留下印象並在思想上發生影響。
林在《西海紀遊自序》中寫道：“往日之觀天坐井，語判齊東；年來隻測海窺蠡，氣吞泰岱。”意思是說，過去自己坐井觀天，把世界上的新事物都當作“齊東野語”；現在有了一點直接的接觸，哪怕隻能算以蠡測海吧，眼光和氣概也就和原來大不相同了。李圭的思想變化更加具體生動，他說自己本來不相信“地形如球”，“今奉差出洋，得環球而遊焉，乃信”。因為如果地不如球，“安能自上海東行，行盡而仍回上海，水陸共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一裏，不向西行半步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