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來越厭讀古詩文選讀賞析一類書了，因為選來選去無非那些篇，講去講來無非那些話，正如徐靈胎嘲爛時文所雲：“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可是金性堯先生的《爐邊詩話》卻別開生麵，給了我新的印象。
《詩話》中《李義山無題詩中男性的女性化》一則，一反傳統注家把十七首《無題》都視作寄托和隱喻，“一定要把每一首都和令狐楚、令狐綯父子相聯係，就未免有強作解人之嫌”；亦不讚成新派評家，把“昨夜星辰”、“鳳尾香羅”一類妓席之作，都看成認真的愛情詩。在寫作技巧上，《詩話》也不一味捧場，舉出紀曉嵐“數見不鮮，轉成窠臼”和沈歸愚“剪彩為花，絕少生韻”諸說，認為也有它們部分的道理。——這且不表。
特別使我感興趣的是，這則詩話提出了一個“義山詩中的性別位置問題”。為什麼寫給妓女、女道士的也好，確有政治、身世寄托的也好，甚至在聖仙祠廟中所寫的，都充滿著那麼多的“豔情”？都要把自己置於女性的地位？作者的答複是：“蚌病成珠，他的一些有魅力、有光澤的表現藝術，常常是那種病態社會中變態心理的反射。”
“這也不僅僅李商隱一個人是這樣。”作者廣而言之：“張籍的《節婦吟》把自己比作強自克製的有夫之婦，朱慶餘的《近試上張水部》把自己比作即將去拜公婆的新嫁娘，宋代的陳師道為了表示對老師曾鞏悼念的深摯，竟把自己比作‘事主不盡年’的薄命婢妾。這些詩，在表現手法上確有成功的地方，但我們如果想到作者本是七尺之軀的男子漢時，在審美心理上總感到不協調，不舒服，感情上像是被扭曲了似的。”接著又歸結到義山：
“如果按照上述馮、張兩位的說法（按指《玉溪生詩集箋注》作者馮浩和《玉溪生年譜會箋》附《李義山詩辨正》作者張采田），那末，李商隱為了打動一個對他冷淡的高貴的令狐綯，就把自己比作在‘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的閨房中等待著‘劉郎’的女子，我們且不說‘妾婦之道’那類刻薄的話，單就作品的格調說，也是令人遺憾的。”
婉而多諷，金先生於此足以當之矣。以“妾婦之道”去侍奉“所天”，本是以香草美人自況的中國舊式文人的一種傳統。他如果能夠在這方麵更展開點來談，那就更加深刻了，當然太深刻了也未見得好罷。
（一九八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