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研究是一個難題。黃裳說錢鍾書“是才人同時又是學人”，學人好研究，才人好研究，唯獨“是才人同時又是學人”的人不好研究。試想：如果把黃裳的話搬上奧林波斯山，那學藝之神同時又是諧謔之神，他那銳利而又帶一點狡獪的目光俯視著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包括我們的《錢鍾書研究》，他會有一種什麼樣的表情。
我們最好隨時想到這一點。
聽說某處發起錢基博先生紀念會，錢氏聞訊即極力勸阻，曾說過，“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講些不痛不癢的話”。此事我未知確否，但有人征詢出版子泉老人著作的意見，錢氏複書雲：“先君遺著有獨絕處，然出版尚非其時，數年後必有知者，其弟子輩尊師而無識力，急求刊行，弟於此事不敢置可否，蒙不孝之譏而已”，卻為我所親見。又有人曾以徐悲鴻前妻回憶錄寄錢氏，得複書雲：“蔣廖之爭，曲直昭然……仗義主持公道，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之事則不可。”由此想到，我應該獻給《錢鍾書研究》幾句芻蕘之言：
一，研究錢鍾書“之誌”固不小，“之事”亦應辦好，力求研究所示學力與所立之誌相稱；
二，“尚非其時”的話固不能不忍著少說或竟不說，“不痛不癢的話”則應盡量少說；
三，刊物可以研究《圍城》，刊物卻不能成為圍城。要努力種好這一塊“自己的園地”（楊絳《洗澡》中許彥成語，出於周作人）。要留得住真正的讀者，使他們進來了就不忙於出去。
（一九九〇年四月）
本文為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〇出版的《錢鍾書研究》叢刊第一期“編委筆談”之一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