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易學缺乏研究，本不該為鄧球柏君此書作序，不過球柏君做學問的態度和精神給我的印象很深，這點卻可以談一談。
據說現在的青年人都不願做學問，尤其是不願研究中國的傳統學問了。本來，傳統學問不能使中國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觀點不能說不對。純粹學問既不能射利又難以沽名，眼見同學少年或入選當官，今日提處長，明日提局長，或經商跑港，大碗吃海味，大把分現金，像華歆那樣再也坐不住冷板凳，也是人之常情。更何況積父輩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書呆子政治上不會跟，經濟上搞不活，倒黴和倒掛都是必然的結局，這個“榜樣的力量”也大得很。那麼，難道學問真的就會絕滅麼？
不，決不。
學問從來就是少數人的事業。縱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薪盡火傳，不絕如縷，總還會有人堅守他做學問的陣地的。他這樣做，是因為他無法違抗他自己的思想和天性。做學問這件事本身就是他這樣做的目的，也就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活著的目的。這樣的人不會多，也用不著多。
“言必稱希臘”曾經是一項罪名，我則認為，古希臘人做學問（To Philomathes）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那種精神的根本態度就是超越利害，用我們老祖宗的話來說，也可以叫做“明其道不計其功”罷。有一個有名的故事：歐幾裏德（Euclid）有位學生在課堂上發問：“老師，你給我講的這些，學了能得到什麼好處麼？”歐老先生沒有回答他，卻回頭叫自己的跟班：“去拿兩個錢來給這家夥，因為他來學是為了要得好處的。”
英國部丘（S. H. Butcher）《希臘的好學》書中有一節話，周作人譯雲：
希臘人敢於發為什麼的疑問。那事實還是不夠，他們要找出事實後麵的原因。對於為什麼的他們的答案常是錯誤，但沒有憂慮躊躇，沒有牧師的威權去阻止他們冒險深入原因的隱秘區域裏去。有一件事是古代的中國印度埃及的建築家都知道的，即假如有一個三角，其各邊如以數字表之為三與四與五，則其三與四的兩邊當互為垂直。幾個世紀都過去了，未見有人發這問題：為什麼如此？在基督約千一百年前中國一個皇帝所寫的一篇對話裏，那對話人曾舉示他這有名的三角特性，皇帝說：真的，奇哉！但他並不想到去追問其理由。這驚奇是哲學所從生，有時卻止住了哲學。直到希臘人在曆史上出來，才問這理由，給這答案。……希臘人所發現的那種幾何很可表示那理想家氣質，這在希臘美術文藝上都極明顯易見的。有長無廣的線，絕對的直或是曲的線，這就指示出來，我們是在純粹思想的界內了。
大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孜孜矻矻，畢生堅守做學問的陣地的人，必具有部丘所謂理想家的氣質，而才與學與識尚在其次。他在“純粹思想的界內”探索，追求，享受著他的苦和樂，享受著此外無從享受的自由。
球柏君能不能說是這樣的人呢？在他身上，這種氣質也許還不夠純；他雖不以寂寞為苦，雖有“找出事實後麵的原因”的決心，但也許還不得不為了出本書，為了到外地尋師訪友，或者為了給患絕症的親人弄一張病床，而學著去四處求人，即使他心裏實在不願這樣做。但是我認為他至少具備了培養出這種氣質的基礎，隻要皇天有眼，不碰上阿基米德碰上的羅馬大兵，我相信他在本質上是可以成為這樣的人的。
至於談到易學，我可說的話就不多了。“術業有專攻”，在這方麵，應該說球柏君才是我的老師。我的一點淺薄認識是：象數是易的本原，易理則是後來儒家引申附會出來的。而象數後來也從占卜、災祥、讖緯，附會變衍到醫術、丹道、房中、堪輿、星相之類方術上，連大街上看相算八字的市招也自稱“精研周易大哲學家”了。但無論如何，這一切（連同看相算八字在內）都是中國的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都有豐富的內涵，都值得作精深的研究。
傳統學問固不能使中國現代化，熟讀《離騷》培養不出現代精神來。但如能以超越利害的態度，以現代化的思想，以現代科學的方法，來一層一層掘開傳統文化的積澱，找出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血管裏流動的東西的根源，卻是中國現代化非走不可的一步。球柏君在開始這樣做，作為一個中國現代化的企望者，我是十分高興的。
（一九八九年三月）
《周易的智慧》，鄧球柏著，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