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當前出版工作麵臨什麼樣的境況？
答：我覺得我國目前的出版物，還反映不出既有深厚積累和悠久傳統，又在改革和開放中發生著深刻變化的中國文化的全景。不少新人有新的觀點和見解，可是不易得到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權威的承認，也不容易在書籍市場上爭得地位，出版社對他們愛莫能助。“老皇曆”一類的書，通過各種關係要出的書，由“上頭”交下來叫出的書，實在太多。
問：問題的症結在哪裏？
答：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要從整個文化思想的宏觀背景上找原因。關鍵在領導。我覺得現在國家對出版工作是重視不夠的。過去乾隆皇帝還重視出書，設立四庫全書館，派禮部尚書紀曉嵐負責。紀曉嵐通曉典籍，又愛編書，一部《四庫提要》就是明證。建國之初還有出版總署，讓胡愈之、葉聖陶等黨內外專家負責，努力出了一些好書。現在不要說出版局，連出版社的總編輯、社長都成了官，開會、出訪被視為“本職”，而編書、寫書反被認為“不務正業”。官者，管也。官越多，管得越多，寬鬆就越沒有希望。而沒有寬鬆環境，是出不了很多好書的。比如，我們的某些選題計劃，報上去以後，半年多還沒有批下來。國家出版局同意還不行，還要別的機關點頭。這種管法和一個有四千年文化、十億人口的民族相稱不相稱呢？
出書當然不能沒人管，但是通過法律、政策來管就夠了。出了壞書可以取締查禁，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可以處分查辦。應當相信我們這些當總編輯的人總還有點政治、學術水平嘛！
問：聽說出版社有上交稅利和各種附加的指令性計劃？
答：確實有，這份計劃就在我抽屜裏。（拿出來照念）××出版社今年總產值（圖書總訂價銷售數）三百七十一萬元，利潤總額三十萬元，上交稅款要十萬五千元，還有“能源交通建設基金”三萬二千元，再除去規定提取留存的“後備基金”、“補充流動資金”、“福利基金”和“獎勵基金”，剩下用於本社生產發展的錢隻剩下七萬多元。就是這七萬元，如果想要住宿舍，又要以百分之八十五上交省局，結果留給社裏的隻有一萬來元。就是說，出版社得編印發行三百七十一萬元的書，才能留得一萬元用於發展自己的事業。政府不僅不給出版部門以財政支持，不關心出版係統職工的居住條件，還要向出版社伸手要錢，你看這怎麼辦？
問：中共中央已經作了關於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其中也談到出版問題，您對此有何想法？
答：《決議》把出版放到了與教育、科學、廣播、電視、衛生、文物等平等的地位，說了“國家要從政策上、資金上保證這些事業的發展”這句話。我沒聽說過學校、廣播電視、博物館、醫院要上交稅利。就是在蘇聯、美國，也都不靠編書出書來積累資金。英國牛津、劍橋出的學術著作，也從來不賺錢。老祖宗更不必說了，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一個班子幹幾十年，都是國家拿錢出來編輯成書的。唯獨我們現在出書不能不“向錢看”，說到這些，心裏真不是滋味。
問：在經濟體製改革中，廠長們普遍要求“鬆綁”；作為出版社的“廠長”，您認為出版管理部門有放鬆的跡象嗎？
答：我還沒有感覺到。中國的出版事業要發展，關鍵是體製改革和人員素質的提高。現在的苦惱是：你要麵向社會，適應市場，上麵就叫你不要忘記宣傳教育機關的責任；你要發展事業，積累文化，上麵又伸手向你要錢。總之，左右為難，上下見責。這也未必是由於哪些同誌對出版部門有成見，主要還是一個對曆史文化的認識問題，是人的素質問題。出版隊伍本身的素質也亟待提高，調整、引進、知識更新，都得積極著手。自己編不出好書，缺乏對曆史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就沒有資格要求上麵給自己“鬆綁”。
（一九八六年十月）
原載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報》，記者趙相如。題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