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連續上了幾天的夜班，該出到小日本手裏的那批貨終於趕完了。我們結束了上夜班的日子，各回各家忙活去了。我依舊是和紅安妹輪流剝線。紅安妹一見到我就訴苦，說我被調到三樓包裝的日子，她每天都在剝線，沒有人來替換她，她的手都痛死了，而且劉助理和國民黨還老是罵她，說她速度慢。這個劉助理和國民黨，也不知道他們當初是怎樣一步一步爬上來的。相信肚子裏麵沒有多少墨水的他們，初到廣東的時候一定也吃過了不少苦頭，但是為什麼他們搖身一變之後，就是另一副嘴臉了呢？不錯，剝線機是要人來操作的。可是，人不是機器。況且機器工作久了都會累，人難道不會累嗎?有本事讓他倆每人給我開半個月剝線機試試！那個時候我就想，以後等我萬某人翻了身，這兩個家夥千萬可別落到我手上，落到我手上了，老帳新帳一起算！算他們這兩個壞家夥幸運，十年了，我早已不是當年的那個藍皮子了，可是他倆卻沒有再在我的視線裏出現過。
剝了一天線，去浸錫，依舊是我以前常常坐的那個工作台，依舊是那台小錫爐。錫爐底下的鬆香依舊是不緊不慢地燃燒著，鍋裏的錫油依舊沸騰著。不過，坐在我對麵的已經不是巴東姐了，而是一個四川大姐。我環顧了一下整條前加工段，並沒有巴東姐的身影。我問四川大姐，巴東姐怎麼沒有來上班。她告訴我，巴東姐回家去了。我問四川大姐：“聽說工廠裏麵，工人辭工走的時候，都結不到工資的，她的工資不白白地丟了？”四川大姐說：“她是自動離廠走的，可惜呀，四月份累死累話的，才掙了五百元多塊錢工資，就這樣丟了，真可惜呀。”沒有幾天，四川大姐也走了，她在發工資的前幾天走的，也是沒有拿到四月份的工資。記得那天早晨，去飯堂吃早餐的時候，看見四川大姐神情憂傷地靠著飯堂門口的牆壁站著，身邊放著一隻裝滿行李的包裝袋。我問她：“你是不是也要回家了？”她說：“是。”我說：“等拿了四月份的工資再走吧，就四月份的工資還多一點。”她告訴我，她婆婆過世了，家裏的小孩子沒有人帶，她得回家種地，帶孩子，讓老公在外麵掙錢。想必她一定不想離開廣東，可是在那個時候，她不得不離開，從此以後，她就不會再來了。我進廠以後的這段日子裏，老工人走了好幾個了。
回到前加工段不久，工廠就不趕貨了。記得有一天臨下班的時候，楊小成麵無表情地對我們宣布：“今晚不加班。”終於盼到了不加班，這是多麼開心的事情呀！一下班，我就跟著拉上的幾個小妹仔一起出去玩了。記得似乎從那天開始，我們就很少加班了。拉上的那一幫女孩子似乎比我會玩，就算口袋裏麵隻剩下兩塊錢了，她們也敢揣著這兩塊錢在一三八工業區附近走。記得有一天下班以後，我們去蓮湖村裏麵玩。記得那個時候的蓮湖，路麵特別濫，就像我們老家鄉下的路一樣，滿是泥巴。幸好去的時候是晴天，路並不算太難走。我跟著她們沿著市場溜躂，看著一家又一家服裝店裏麵的漂亮衣服，雖然沒有買，可是心裏高興。展順電子廠有一條規定，平時十點鍾關廠門，節假日十點半關廠門，這在一三八工業區已經是很苛刻的了。一三八工業區的許多工廠，是晚上十一點半關廠門，節假日的時候，十二點鍾關廠門的。不過這樣也算是對我們負責吧，因為工廠裏麵全是女孩子，沒有什麼社會閱曆，晚上在外麵玩久了，說不定就會遇上壞人呢？不過不得不承認，十年以前的廣東，社會秩序比現在還稍微好一點，雖然也聽說某某人被人家拐賣了，或是被帶進紅燈區掙大錢去了，但是事情發生的頻率還是沒有現在這樣多。我們在外麵玩，通常也不敢玩到很晚，一般八點半的時候，就會轉身回廠了，通常在九點鍾以前就會回到廠裏麵了。那個時候，在回廠必經的路口，有一個賣燒餅的，五毛錢一隻，聞起來很香，那個味道很具有誘惑，每次聞到那股香味，我就特別想吃。那個時候胃口真是大，明明肚子不餓，卻一個勁兒地想吃東西。不過我們並不是每天晚上都會買。如今的燒餅，都賣到一兩塊錢一個了，我依舊很少吃它。當然，十年前和十年後不一樣。十年前，口袋裏麵沒有錢，想吃卻舍不得吃；十年後，吃一隻燒餅，口袋裏麵的錢不成問題，不過看見路上塵土飛揚，不知道那些燒餅上麵，沾上了多少灰塵，覺得路邊的東西就是髒，不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