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檔案
那時候幾乎所有道路的路況都很差。吉普車一路顛簸，等防疫隊員到達現場時，有的嘔吐不止，有的臉色蒼白。不過疫情緊急，大家還是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這是1974年春夏之交，內蒙錫林格勒盟一個偏遠縣區忽然發生瘟疫。衛生部派出專家組迅速來到現場指導治療，並采集病毒標本，追蹤病原體的來源。
這裏地廣人稀，幾乎沒有外來人口。夜晚過狼群的時候，狼叫會持續個把小時。同時，這裏又位於候鳥遷徙的“西太平洋通道”必經之處。所以專家組立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候鳥上。很快他們就發現，病毒攜帶者是一種叫“紅嘴雁鴨”的野鳥。
當時還沒有什麼“禽流感”、“豬流感”之類的概念，這次疫情就被定名為“鳥疫一號”。衛生部為了進一步搞清疫情，又請科學院出麵，調集一些鳥類專家到現場進行研究。這些人在離邊界不遠的疫情區裏一呆就是幾個月，在原野裏摸爬滾打，記錄候鳥的行蹤，好不辛苦。
那時候，有些人的“階級鬥爭弦”綁得很緊。專家組裏有位三十來歲的青年科學工作者，名叫楊振泉，當時隻是擔任一位鳥類專家的助手。他跟著專家們忙進忙出的時候，看到邊防線上民兵們緊張操練的場麵，忽然對這場鳥疫產生了獨特的看法——會不會是“蘇修”研製的生化武器？因為這種野鳥要在蘇聯境內渡過整個夏天，深秋時才返回。
組裏的老專家對這種看法不以為然，楊振泉幹脆自己寫了份“緊急報告”，自行遞交給科學院高層領導。報告送上去後就石沉大海。老師們、同事們不喜歡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看完後付之一笑，置於腦後。
差不多過了一年，中科院一位動物學專家遇到楊振泉時，隨口提到了這份報告。“它已經轉到我手裏了，你的革命警惕性應該保持，不過這種紅嘴雁鴨的遷徙路線一直沒搞清，我估計老毛子那邊也沒有詳細資料，不大可能用它來攜帶病毒武器。搞不好的話，蘇聯人自己先要吃苦頭。”
“不會的。”楊振泉反駁道：“流感病毒傳染性最強的階段是在春天。這些鳥六月份才飛回蘇聯境內，那時候流感病毒的傳染性已經大大下降。如果我是“蘇修”的生物戰專家，我不用管它具體的遷徙路線，隻要知道它在什麼時候大致飛過哪個緯度就行。在紅嘴雁鴨飛過的地方，中蘇邊境幾乎東西平行的嘛。”
“是啊……不過，即使這些鳥是從蘇聯境內沾染上病毒，也說明不了什麼。你知道，
同行們者卩有過推測，在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有大片無人居住的濕地，裏麵潛伏著各種流感病毒。紅嘴雁鴨很可能夏天就呆在那裏。”
“但是，候鳥的流感以前隻是在禽類之間傳染，這次居然傳染到了人類。“蘇修”的技術很先進，他們也有可能把病毒基因重組，提高它的感染能力。”
那位專家實在無法忍耐這種鑽牛角尖的思維，想馬上結束這場無聊的對話。“這也M3太虛幻了吧。基因可不是積木啊，你想怎麼改造它？”
楊振泉一時語塞。那時人類製造出第一個重組基因剛剛過了兩年，國內更是缺乏這方麵的研究，甚至不清楚國外同行的前途動態。連“基因工程”這個漢語詞彙都不存在，
楊振泉對此也隻是有個大致猜想，無法反駁老專家。但他不滿前輩們的冷淡態度，幾次三番給領導寫信，提醒有關部門注意此事。
不過，科學院裏的前輩已經被“文革”折騰得太久了。在他們看來，自然界裏已經有足夠多的敵人，何必再從人類社會中尋找對手？
二、醜女婿見嶽父
“電腦桌就放到這裏吧。”
“小心點，我和你一起抬。”
“掛圖再往左邊歪一點，好好，停。”
許桂平和楊真正在布置他們的新家。以前楊真一直住在女警官宿舍裏。現在許桂平搬到北京來了，他們一起租了套房子。至於屬於自己的房子，兩人計劃等許桂平找到穩定的工作後再買。
他們還商議，許桂平以後不再去筒科技企業打拚，而是找一所民辦筒校教書。收入穩定，時間充分，可以給楊真做一個後盾。
楊真傷愈出院後，又投入緊張的工作中。不過倒不是要接手什麼新案子，而是參與到一係列政策文件的研討工作中去。在“進化機器”一案中，“高偵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需要組織各地公安、軍隊一起參與才解決問題。由於主要嫌疑人王雪宏擁有美國國籍，此案還需要進行國際協調。
高層領導認為，此案表明，單單在公安部範圍內管理高科技案件已嫌不足，計戈將“高偵處”升格為一個劃部門的綜合機構，安全部、科技部、軍方科技情報部門都要有專家參與進來。如果這一方案能夠批準，楊真將走入一個權力更大，資源更多的平台裏。
不過，這些前景暫時還影響不到一對新人的生活。家務勞動告一段落後，兩個人坐下來，許桂平心疼地捧起楊真的左手，仔細觀察那兩道傷口。
“還有點紅紅的，癢不癢？”
“哪裏紅？我自己都看不到，你眼睛真尖。”
“這是你身上的傷口嘛，我當然能看到。”
楊真捧起他的臉，吻了一下：“沒關係，當初被人做開顱手術，可比這恐怖多了。這麼長的探針伸到腦子裏麵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