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 文/周曉燕
八年前有一座小廠子倒閉了，對城市而言隻是少了一根煙囪，對我家而言卻如煙囪砸到房頂——我的爸媽都下崗了。可飯要吃，衣要穿，我還得上學。為了支撐起這個家，我爸徹日徹夜地查看報上的小廣告，終於找到了一個類似推銷員的工作，雖然沒有固定工資隻有提成，但他因失眠而布滿血絲的眼睛重新顯現一分對生活的希望。
我清楚地記得，爸爸第一天去上班時穿了那套媽媽替他熨了好幾遍的，隻有在極其正規的場合才穿的西服，他試圖找回自信。媽媽給他整理衣袖時他將臉朝向窗口，陽光勾勒出他堅毅的麵部輪廓，他留下一句“相信我”就大步跨出家門。一個月後他帶回來十張主席頭像，一件棕色女式羽絨衣和一個能把鉛筆削得很細的卷筆機。我感到我家的生活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每天放學回家媽媽都做好了可口的飯菜等爸爸回來一起吃，偶爾添置新衣和漂亮的文具——但我顯然沒理解貨幣的等價交換。
直到那個寒冷的冬天，媽媽為了不讓我在家裏挨凍便把我帶到了一個有暖空調的地方，我才明白原來她也在打工。那地方是校規上三令五申禁止進入的“營業性娛樂場所”，通俗說法就是夜總會。媽媽牽著我的手走進了閃著金紅相間燈光的大門，夜總會的門麵本來就像一個過度打扮的女人。對此，我沒有非常驚訝，因為我知道大人們所說的“小姐”是年齡小的姐姐，我媽媽是這裏的財務人員，她自己告訴我的，我當然相信她。她還說這地方對我們不收費因此就不算營業性質，別擔心什麼校規。
我跟著她走進大廳，空調暖風吹得我雙頰發燙，光怪陸離的彩燈衝擊著我的視網膜，唱爛了的流行歌曲被不斷重複。三五個黑眼圈濃重（後來我才知道那叫煙熏妝）的年輕女人擁了上來，對我媽喊：“阮阿姨，儂來了啊，呦，你囡囡啊，真有趣。”緊接著便詢問財務情況，並向她訴說哪位客人多麼無禮貌。其中一個綠衣姐姐用她塗了各色指甲油的手指抓了一把各色糖果給我，她們似乎都沒有名字，包廂裏有男人喊“16號”，那綠衣姐姐就遠遠地擠出一個笑：“來啦！”隨後包廂裏就發出古怪的聲音。
我抓著那把糖果對媽媽說去外麵透透氣，她微笑得長出魚尾紋的臉已經變得嚴肅，說我正要理賬了，你出去玩會兒再回來。還沒等我轉身跑出去她就已轉身走向賬台，留下一個臃腫的棕色背影，這裏暖氣十足她卻還裹著那件傻不拉嘰的羽絨服。
這樣想著便已跑出了大門，寒風頓時刺進衣服裏，臉也凍得麻木。路上一束燈光打來，越來越近了，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夜總會門口。我躲在大門後麵，想看看什麼樣的老爺會來這地方。可是從車上下來的，是我爸和另一個男人！我的第一反應是告訴我媽，我心想難怪他每天都那麼晚回家，難怪他每月隻有那麼點錢，我委屈地連糖果掉落了一半都沒發覺。那五顏六色的燈光也不再變換了，似乎隻剩下車燈那樣刺眼的白光。
但我媽很鎮定，她認為他一定是隨客戶來的，另外他其實知道她在這裏理賬，所以一定是客戶選的地方。根據這家夜總會在市裏的規模，可以推算那一定是筆大生意，如果做成了置辦年貨就不是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