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邊緣的精神永恒 文/周曉燕
—談《扒手莫紮特》中的男性友誼
在西方，由於精神分析學說在文化上的強勢，對男性友誼和同性傾向的問題曆來就有坦率和真誠的討論，從柏拉圖的“男性之美”開始，這一命題就被作為藝術規律加以概括，成為正統。
曆史上關於男性友誼從來不是諱莫如深的，相反，它還成為高尚靈魂的寫照。從心靈相通的歌德、席勒，到詮釋狂愛的蘭波、魏爾倫，再到無私奉獻的馬克思、恩格斯。無論是純精神之愛還是靈魂與肉體的雙重燃燒，都展現了理想主義者或豪邁或悲壯的友誼。《扒手莫紮特》把人物設置成小偷，而且還是技術不佳的小偷，無疑是要從一種極端的情況中提煉一種悲劇性，詮釋徘徊在物質邊緣人物的精神之美。
一些充當限製角色的人總在無關緊要的話中道出玄機。“章魚”和“老虎”所在團體的頭頭就是這樣的角色。他戲謔的稱“章魚”是“老虎”的“女朋友”。這裏的關鍵不在“戲謔”而在“女朋友”。那頭頭是出來混得還可以的，想必也是個很有社會經驗的人，看人也精準，若眼神不好，下錯了手早就去吃免費午餐了（雖然他一語道破二人的關係後便很神奇的失手了）。何況“章魚”沉默憂鬱又有些神經質，與深沉且有些大男子主義的“老虎”還是挺相配的。
藝術史的展開，不過是把更多的社會內容疊加於其上，使人性在複雜的關係與層次中逐漸顯得因回合遭遇更多的遮蔽（此處“人性”可忽略“人”字並側重於男男關係）。“先知”的失手使他們的團隊隻剩下魚、虎二人，這兩個不會偷竊的小偷的生存頓時成了一個問題。從天而降的小“莫紮特”又使他倆在是否收留他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二人的心理性別差異陡然顯現。
“莫紮特”是跟著“章魚”走的，他對“章魚”的信任以及和對“老虎”的恐懼與不理睬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小孩子受委屈後向媽媽尋求關懷。“章魚”婉轉地表達了收留這一想法，而“老虎”的觀點是明確的強勢的帶有威脅性的，並且在當時看來是絕對正確的——帶個小孩在身邊不僅浪費糧食還會引起警察懷疑，惹禍上身。於此，“老虎”的男性意識充分顯現，與“章魚”的陰性氣質形成對比。但最終“老虎”順了“章魚”的意見。這種妥協是無條件的隱忍的甚至準備自我犧牲。這種妥協是不用加引號的偉大的男性友誼。恩格斯奉獻金錢，魏爾倫奉獻靈感，席勒奉獻書信，而一無所有的“老虎”則奉獻一片赤誠。
隨著情節的發展，影片借“戀母情結”對同性傾向的問題進行思考和深入討論。剛才說“莫紮特”是把“章魚”當成媽媽的，餐間三人的尷尬氣氛與夜晚莫紮特搶占“章魚”的床可以看出，他對“章魚”有一種刻意而為的親近，他希望“章魚”能像媽媽一樣給孩子暖被子然後給他一個吻。可惜“章魚”沒有這麼做。他一身女士打扮，在“老虎”的“邀請”下鑽進他的被窩，給人無限的遐想。或許這是電影在眾多藝術當中的特殊之處，它肆意地向觀眾提供心理滿足要求它的表演者實現大眾共有的幻想。而大眾的審美有時是具有原始性的，充滿神話的浪漫與史詩的狂野。
說到神話我們不免想到俄狄浦斯，這個一切藝術的母題目。毫無疑問“莫紮特”愛上了“章魚媽媽”，為了博取“媽媽”的愛，具有戀母情結的男孩子們通常的想法是超越父親。我們的“莫紮特”不愧為天才，他把想法變成了行動，他的偷竊天才是“爸媽”怎麼也想不到的，為這個貧窮的家帶來了生存的希望。他既博取了“媽媽”的喜愛，也贏得了“老虎爸爸”的歡心。雖然這不是他“本我”範疇的目的。
影片的結尾“莫紮特”拿到了手銬的鑰匙，為了讓“章魚”高興，他必須拯救困於警察之手的“老虎”。他神秘地一笑。但他心理沒準希望借那機會與“章魚”私奔呢。然而小“莫紮特”再聰明也偷不走“章魚”的心，當他的工作積極性受打擊之後很可能再次出現“老虎”的“鼻子沒了”，“章魚”心疼地遞上一塊毛巾的溫情場麵。“老虎”和“章魚”將高舉男性友誼大旗，經曆重重生活的艱辛，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業形成牢不可破的感情聯盟（他們的事業包括培養一名天才小偷）。
“我找到了！”
“什麼？錢包？”
“不。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