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寶在徽州的彙集，似乎有著一種宿命的意義。
它們一路走來，在沿途，燃起一縷縷輕煙。在它們身上，似乎都有脫胎換骨、蛻變成精的意義。它們的曆史與徽州的曆史似乎一直是綁在一塊的，它們與徽州同步發展，也影響著徽州的發展。甚至可以說，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與徽州合而為一，彼此之間不分彼此，在血液裏合而為一。
墨就像“烏金”一樣，它的誕生讓人匪夷所思。這一點就如同酒，它自糧食中來，但卻從不具有糧食的意義，它像是水，但卻具有火的特性。也像絲綢，竟是從那種軟綿綿的蟲子吐出的絲織成的，這樣的意味本身就有點出人意料，像一個神話，或者是一個寓言。或者幹脆像是一種幻變，那種奇特的，牽涉到人類諸多疑惑成分的幻變。而瓷器呢，同樣具有的，也是脫胎換骨的意義，那種仿佛是泥土暗藏生命的再生。幾乎是最肮髒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經過烈火的焚燒之後，竟有著世界上最高潔的物件的模樣。就像一個最下層的農夫生就了最美麗、最冰清玉潔的公主。
墨的誕生也具有那樣的意義，它同樣也有著裂變的神秘性。墨由鬆煙凝固而成，從特性上說，它跟鬆木已沒有關係了。人們將大量的鬆煙放在一起，加入膠質，加入冰片，然後由鐵錘不斷鍛打。那種在黑漆漆的工房當中傳出的杭育杭育的聲音，一直帶著某種莊嚴的儀式感。關於墨的誕生，可以歸結到漢代，當最初這種自鬆煙製成的固體融化成水，用毛筆蘸著寫在竹簡或者紙上的時候，那個時代任何一個文人看到後，必定會欣喜萬分地發出一聲驚叫。工藝與文化的關係往往是石破天驚的，它們就像魔術出人意料。墨的發明就是如此。它對於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幾乎是巨大的，就如同紙與竹簡的關係一樣。《徽州府誌》中曾經這樣記載——徽墨創始於唐末，易州（今河北）著名墨工奚超因戰亂，攜子廷圭南逃至歙州，到了歙州之後，奚超再也走不動了，便在徽州安下家來。奚墨工看到徽州滿山遍野有那麼多馬尾鬆，於是便想，還是做墨吧，隻要有人寫字，墨工就總餓不死。於是奚墨工便定居下來，重操製墨舊業。徽州馬尾鬆所散發出的煙質真是太好了，奚家很快就製出“豐肌膩理，光澤如漆”的佳墨。當有朝一日墨流傳到南唐後主李煜手中時，這個嗜書畫為命的皇帝幾乎是欣喜若狂。他立即派人到處打探，然後召見了奚廷圭，並封他為“墨務官”，賜姓李，專門為他製作這樣的烏金。
一個社會的風氣總是跟絕對權力的喜好有關，宋朝年間即是這樣。這是一個文人的政權，儒風興盛，與讀書有關的東西一下子變得極其盛行。李墨自然也是如此。當李墨在大江南北極其流行的時候，徽州的天空上，鬆煙滾滾，無數家庭紛紛加入了製墨行業，他們搭起了一個個爐子，然後將那些質地優良的鬆樹砍來燒火。鬆煙熏黑了製墨車間，也熏黑了製墨工的眼睛，他們蓬頭垢麵，身上總有長年不褪的煙火味。然後，徽州的墨就源源不斷地流向全國各地。在此之後的數百年間，徽墨一直在全國保持著製墨業的領先地位。到了清代，徽墨製作出現四大名家，即曹素功、汪節庵、汪近聖和胡開文。而胡開文墨店作為後起之秀，善於把握時機，在商業競爭中逐漸領先，名列清代四大墨家之首。
胡開文是績溪縣上莊鄉人。乾隆二十年（1755），胡開文從家鄉來到休寧縣城汪啟茂墨店當學徒。由於幹活勤快，不怕吃苦，不久，被汪啟茂招為上門女婿。乾隆四十七年（1782），胡天柱承繼汪啟茂墨店，回想到孔廟內“天開文運”匾額的象征意味，於是擷取中間兩字，將“汪啟茂墨店”改名為“胡開文墨莊”，開始了真正的創業之路。
關於改換店名一事，民間一直流傳著李廷圭夢點胡天柱的傳說，說是胡天柱繼承嶽父汪啟茂墨店時，墨店已瀕臨倒閉。胡開文日夜思索著如何振興店業，有一次他從老家績溪上莊村省親回來，路過一座山。當胡開文爬到半山腰的時候，天色已暝，胡開文隻得摸到附近一座山神廟裏夜宿。睡至半夜，忽然蒙矓中見到一位白發老翁站立在自己身邊，手托一墨。老翁笑道：“我是南唐李廷圭，知你接替汪氏墨店， 店業待興，特來轉達神明旨意。你可將店號改為‘開文’，取‘天開文運’之意。”說罷，將一個神墨交與胡天柱，然後飄然而去。這樣的傳說自然有些神神道道的意味，甚至有胡開文假借神明做廣告的嫌疑，但胡開文自此之後摸索出的一套墨模卻成功了，用它製出的墨，震動了製墨界和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