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科學考察史的偉大壯舉
孫鴻烈口述
時間：1996年8月，2007年6月14日
地點：北京中關村孫鴻烈辦公室
受訪人簡介
孫鴻烈（1932—），土壤地理與土地資源學家，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1991），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87）。1954年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土壤農化係，1960年中國科學院沈陽林業土壤研究所研究生畢業。曆任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隊長，中科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副主席。1970—1990年代主持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工作。70年代提出關於可更新資源的整體性、多宜性、區域性與有限負荷等特性的觀點；80年代從全國、區域、典型地區等三個層次推動中國農業自然資源開發與保護管理研究；90年代領導建立中國生態係統試驗觀測研究網絡。由其主持的“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對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影響的組合研究”成果，於1988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9年獲陳嘉庚地球科學獎等。
我參加青藏考察的情況
我參與的考察與研究可以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到1972年，由於三年自然災害和“文革”的幹擾，隻斷斷續續進行了一些零星的考察。第二個階段是從1973年到1980年。1973—1976年掃描式地考察了一遍西藏自治區120萬平方公裏；1977—1979年在此基礎上總結；1980年召開青藏國際學術討論會，鄧小平同誌出席了那次討論會。之後陸續出版了60多部書，幾乎是西藏的生物和地學的百科全書了。第三階段是從1981年到1991年，中科院青藏隊將考察研究的重點轉移到青藏高原東南部的橫斷山區和高原北部的喀喇昆侖山-昆侖山地區和可可西裏地區等。因為1981年我做訪問學者去了美國，回國後又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所以沒有直接參與考察，但還是參與了組織、研究工作。第四階段是從1992年到1996年，青藏考察研究開始從麵上考察轉向以深入研究為主的階段。“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環境變遷與生態係統研究”被列為“八五”國家攀登計劃和中科院“八五”重大基礎研究項目。我任首席科學家。這一階段的青藏高原研究，既圍繞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的若幹重大基礎理論問題，在科學前沿領域開展有關學科的基礎研究，又緊密結合青藏高原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建設的需求，進行區域資源合理開發、生態環境恢複與治理、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等研究工作。1997年，青藏高原研究被選為“973”項目，先後由鄭度和姚檀棟同誌出任首席科學家。科技部規定年齡超過65歲的人不能再擔任“973”項目首席科學家，但在業務上，我一直參與研究規劃的製定。
下麵就回顧我參加青藏考察的情況。
要有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成果
新中國成立前基本沒有中國科學家的工作
1961年我從沈陽林業土壤所調到了北京的綜考會（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當時中科院組織了西藏綜合考察隊。這個考察隊是從1960年開始的，隊長是冷冰同誌。他是綜考會的黨組成員，是在延安參加革命的老同誌。副隊長是水利部的一位工程師，是搞技術的，對考察工作並不很熟悉，所以讓我做考察隊的學術秘書，幫助隊長抓業務。這支隊伍七八十人，配有十幾台車。
出發之前，我看了一些資料，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這些資料幾乎都是外國人的文獻。新中國成立前，英、瑞（典）、俄、法等國都有人到過西藏，做了很多工作。因交通等問題，我們本國學者很難進去。曾鼎乾先生（1912—2000，著名石油地質及古生物專家）為了進藏考察，首先編了一本青藏高原西文文獻目錄（我們查青藏資料都要看他的文獻目錄），但當時進藏必須取道印度，印度不給曾先生簽證，結果他沒有去成。
看完文獻，我心情很沉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但卻基本上沒有中國科學家的工作。20世紀30年代，竺可楨派徐近之先生（新中國成立後是南京地理所研究員）去做氣象觀測工作，在拉薩建了個氣象觀測所。他是隨著商隊進去的，在拉薩觀測。再有就是劉慎諤（新中國成立後是沈陽林業土壤所的副所長）到過克什米爾。所以中國人工作很少，都是外國人在那兒做，而且也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工作。所寫的文章大都是記述類1952年西藏工作隊第二批科學家集體合
影於拉薩（前排右5為土壤學家李連捷）的，真正學術性的不多。那時我就下了決心要真正為西藏做一點工作，拿出中國科學家自己的學術成果來。
中國人寫的第一批比較係統的科學資料是1951—1952年隨軍進藏的時候。當時中央文委組織了一些科學家隨解放軍進入藏區，包括當時地質所的李璞先生（後來他到貴陽地化所工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北農大土化係的李連捷先生、畜牧係的賈慎修先生（草場專業），還有農科院的莊巧生先生（育種、栽培）等等。當時進藏非常艱苦，沒有公路，沒有汽車，隻有馬，走了很久。他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地質礦產，由李璞先生領導，主要在藏東地區和四川西部，以後寫了一本藏東地區的地質考察報告，正式出版了。另一部分是農業，後來由李、賈等先生出了一本西藏地區農業考察報告。主要工作在拉薩附近和藏南地區。在他們考察的基礎上建了一個拉薩七一農場，這個農場延續下來了。後來拉薩的一些機關買菜都到那裏去，我們考察隊也是在那裏買菜。這個農場給拉薩做了許多貢獻，做了農業試驗、推廣，對整個西藏地區都有貢獻。這一次考察工作先後做了兩年。
再有一批文獻是1959年國家體委的珠穆朗瑪峰登山隊組織了一些科研人員去做登山科學考察，如南京大學的王富葆等。以後寫成一個考察報告，由幾篇論文組成。
60年代的“方向”之爭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組織的考察是根據1956年製定的“十二年科學規劃”進行的。製定規劃時我還在當學生，是聽老師在課堂上講的。當時規劃中有好幾項涉及西藏自然條件、自然資源的考察及開發方案的研究。1961年我參加進藏考察時，在蘭州體檢，醫生說我心髒有毛病，是二級收縮期雜音，不準許我進藏。我堅持去了，結果也沒事。
1961年這次考察主要是在西藏的中南部地區，包括日喀則、江孜等地區。當時工作中曾產生很大爭論。我認為西藏這樣一個科學資料還近於空白的地區總要研究清楚它的自然規律，氣候、土壤、植被、地形等特點，以及地帶性分布規律和區域差異，最後搞一個自然區劃出來。我認為理所當然要這樣做。冷冰同誌是一個非常好的同誌，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很努力，但他不太理解這些，認為我們的考察完全應是搞應用的，自然地理這一學科隻應該搞宜農荒地調查，看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供開墾。解放初期，國家將墾荒作為一個很大的任務，新疆、黑龍江都在開荒，所以他認為調查宜農荒地才是有意義的事情。其實我們當時也在調查西藏宜農荒地有多少。當時軍隊也有屯墾的任務，他們進藏之後，要有自己的農場，要開荒。現在想起來，即使單從調查宜農荒地來說，那時也有許多的盲目性。那時西藏的單產還很低，我們重點應是怎樣提高單位麵積產量，把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給農牧民，這恐怕是更實際的事。而我們卻把找宜農荒地作為結合生產的頭等任務去抓。即使這樣，我認為總還得兼做點地理規律的研究。而老冷卻認為隻有查找荒地是我們的任務，其他都是錯誤的。記得我率領一個小組在亞東研究垂直地帶（這是地學研究最基本的東西），他很惱火，幾次打電話把我們召回到隊部，訓斥了一頓，講這是路線錯誤，問我要把考察隊帶到什麼方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