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裏考察艱苦但我們樂觀
阿裏被稱為青藏高原的高原，它的高原麵基本在海拔5200米左右。高原麵上分布了許多湖泊，這些湖泊水麵都在海拔5200米左右。每天晚上我們安營紮寨的地方都在海拔5200米以上，甚至還高一點。每天早晨從這個高度再往上爬，到山上去工作，搜集各種高度的資料。那時每天差不多都要爬到6000多米，這樣才能看到隨海拔高度變化以後自然條件的變化。地質方麵也要從低到高才能看到地質構造的關係，而平地上有許多沉積物覆蓋了岩層，看不到它的變化。
條件是非常艱苦的。幾乎每晚睡覺都頭痛，爬山時每走一步都要停下來喘幾口氣。因為頭痛得厲害，每晚躺在帳篷裏要很久才能睡著。即使夏天也冷，早晨打水的小河都結了冰，每早都要用棍子或石頭把冰砸開個窟窿，再把冰水舀起來。早晨我們都不洗臉，胡子也不刮。有時連牙也不刷，水太冰了，必須燒一點熱水，否則牙齒受不了。交通也很困難，幾乎沒有路。有些依稀可尋的路跡是20世紀60年代的測繪大隊走出來的。他們比我們早進去，那時更艱苦。當年軋的汽車印還在。我們考察沿著他們的車印走，一般問題都不大，車印一斷就很緊張。有時隻好從河裏過，河床非常寬，過了一道水，再過一段河灘，接著又是水。選擇不好，一下子就把車陷住了。有次中午我們陷到了河中間，河底都是沙床，非常厚，越發動車越往下陷，後來幾乎大半個車輪子都陷下去了。車上帶的墊車用木板已無濟於事。天黑了，我們隻好在河灘上睡覺，等第二天早晨河灘凍住了再設法推車。睡覺時河灘已凍硬了，我們就將三角形的帳篷支在沙灘上睡覺。無法做飯，我們就連晚飯也沒有吃。等第二天早晨起來，發現我們都陷下去了。原來是凍沙在我們身下都熱化了，每個人都睡在一個坑裏。因為有帳篷底子包著，所以還不至於讓水泡起來。
我們規定每個科考人員輪流做飯，不管是隊領導，還是一般科研人員，每人一天。司機不做，因為要保證他們的休息，以防出車禍。這樣，做飯的同誌就比較辛苦，要早起。但也有樂趣，每人各顯神通，做餡餅、炸糕等等，南北風味，應有盡有。做飯必須用高壓鍋，否則做不熟。要做點可口的飯菜，很不容易。菜都是幹菜，脫水白菜、粉條、鹹肉、木耳什麼的。有時改善一頓，包餃子，就到野地拔野蔥，剁碎了，然後用罐頭肉混攪成餡，也挺好吃。但中午這一頓比較困難，無法帶熱的東西，到山上就凍成冰疙瘩了，連水都不帶。小鋁壺裏裝上水就凍住了，還不如到小河溝裏舀點水喝。在野外飯是無法加熱的，饅頭都凍住了。我們隻好從部隊買一點壓縮餅幹，好像是用豆麵、麵粉加上糖、鹽等製成，還好吃，但必須用水就著才能咽下。我們沒有水就每次咬下一點，用唾液將它混合，“斯斯文文”地吃，一條5公分長、2公分寬、半公分厚的壓縮餅幹，都很難吃完，太幹了。有時能碰到藏胞放牧的帳篷，他們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喝酥油茶，吃糌粑，我們就把壓縮餅幹給他們的小孩，小孩吃著也很高興。我喜歡喝酥油茶，吃糌粑，但這種機會很少。
這一段取得的成績與我們的行政人員和司機也是分不開的。我們剛組建時，從部隊上來了一批轉業的汽車兵，由綜考會的一個老師傅唐天貴帶隊，保證了4年野外工作的順利安全進行。那些年輕的司機進步很快，保證了考察任務的完成。
在西藏野外考察要經受高山反應的折磨，有的同誌經過幾年工作，頭發都掉光了；有的同誌牙全都鬆動了，換成了假牙；還有的同誌得了胃病，因為吃飯很不規律。
麵對這樣艱苦的條件，每個隊員都保持了樂觀的情緒、昂揚的鬥誌。因為那個地方未知的東西太多了，有許多從未見過的現象，而且你發現了這些以後，又想去追索現象背後的原因，做各種理論上的推斷，然後想再去搜索更多的資料，再判斷。就是在這種循環往複中，給了每一個科研人員以吸引力和推動力。
收獲相當豐富
這幾年的考察，在業務上收獲是很豐富的。考察隊把西藏自治區像梳頭發似的梳了一遍，從東往西，從南往北。但由於這個地區地域遼闊，交通不便，我們還不敢說對此地的資料已搜集得很完整，對它的規律已摸得較清楚。但總的來說，還是搜集了相當豐富、係統的地學和生物學方麵的資料，同時對這些現象的形成、分布演化規律，做了初步探討。
例如，地質方麵對青藏高原隆起的原因提出了初步的模型；古環境變化方麵，對隆起的時代、幅度做了分析；地球物理方麵，對深部構造提出了初步的論斷；自然地理各學科，對自然現象的基本特征、形成變化和地域分布規律做出了初步闡述；動植物方麵，發現了大量新種、新紀錄，提出了生物區係形成演化的初步理論。
總之，西藏考察內容非常豐富，非常生動。4年內我學了不少東西。我是學土壤的，讀研究生時攻土壤地理，但專業知識麵仍很窄。考察隊各專業的人整天在一起，經常討論學術上的問題。加之我是隊長，要組織這麼多專業討論業務問題，平常聊天也是談各自的業務，所以我學了不少知識。新現象，新的特異問題出現，大家都是互相請教，互相詢問。在野外也組織一些學術討論，經常是請某一位專業人士做介紹，大家提問，從各自專業的角度對某一問題提出補充、分析、論述。所以在這個環境中，隻要稍加留意，就能吸收許多知識，我感到獲益匪淺。這對於我以後在綜考會上從整個資源的角度，從區域開發的目標去思考問題、研究問題，帶來很大幫助。當然我在管理能力方麵也得到了鍛煉，我逐步學會了與同誌們相處時，在野外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怎樣關心、體貼別人，工作怎樣開展，專業知識麵怎樣擴大等等。應該說，這是我一生中非常值得紀念的一段時間。
與楊鬆結下友誼
我們得到了西藏自治區和軍區大力支持，每次我們到拉薩集中時，都要向他們彙報工作。1976年，我們還與後來曾擔任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楊鬆結下了友誼。這要從到阿裏說起。那年我們考察隊去阿裏，從拉薩出發，路上就走了半個月，非常艱難的。沒有正式公路，河床上都是沒有橋的，碰上淺灘就過去了，碰不上就有很大麻煩。到阿裏前夕，聽說地委的同誌要歡迎我們，我們就趕緊洗洗臉，也沒有幹淨衣服，弄得盡量幹淨一點。到阿裏首府獅泉河那裏，碰上一個年輕人，也同時到達。他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阿裏計委工作，這就是楊鬆同誌。計委讓他來做我們的聯絡員，他也很願意接近我們，與各種專業的專家們一起聊天，我們把對阿裏地區調查的看法也介紹給他，從此結下了友誼。後來他擔任自治區副主席了，我們再去西藏工作，見到他就感到很親切，彼此都是老朋友了。
一場患癌症的虛驚
考察結束後，從阿裏到新疆，路上也十分艱苦。壞了一個車，隻好用另一個車拖著它，大大減低了行速，從獅泉河到烏魯木齊走了半個多月。等進到新疆境內，聽邊防哨所說，現在一級戰備。我們起初還以為是要同蘇聯打仗，後來得知是粉碎了“四人幫”。
回來後，我發現小便不暢，大夫判斷是前列腺癌。當時唐山大地震剛結束，北京的地震棚還未完全拆除，醫院的病號都被動員回家了。那種情況下，醫生仍立刻收我住院，住北大醫院，意思就是要盡快做大手術，否則癌塊越來越大就無法醫治了。
我愛人送我入院時真是悲悲切切，好像要永別了似的。可那時剛收隊回來，有許多工作要做，要整理資料，要總結。一投入工作也就顧不得想病的後果如何，也隻能聽天由命了。
醫院一位年輕的大夫姓那，他很熱情，很細致，堅持不急於做手術，而是先認真仔細觀察活檢結果，最後得出不是癌症的結論。當時我真有死裏逃生之感。我很感激他，否則動了手術，即使不死也成了廢人。後來十幾年過去了，有一次在我以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宴請北大醫院大夫（我院外事局副局長崔泰山同誌正在該醫院治病），我驚喜地發現主治大夫就是那大夫。那大夫說：“對，我想起來了，你那時整天在病床上看資料，整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