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增：從製作樣式來說，我們注重了用調查的方式講故事，也就是用事實來說話。我們做的第一批樣片，就是三個有關輿論監督_的。現在都記得很清楚，一個是《北京郊區有一座墳塋》，說的是北京順義高麗營鄉侵占良田亂建墓地的事情。還有一期叫《吹牛皮也要上稅》，采訪的是上海有一家化妝品企業做虛假廣告宣傳，最後被處罰的事。再一個是《遊戲機遊戲著什麼》，是反映當時社會上出現的一些不法電子遊戲廳，對青少年身心造成影響的節目。這三期關於輿論監督的節目，實踐證明這些都是今天形成《焦點訪談》這種電視評論樣式和形態的重要元素，也形成了我們現在“用事實說話”的風格。
焦點之二：輿論監督的作用
張英：在進行輿論監督的過程中，你們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梁建增：一方麵我們《焦點訪談》的記者在努力用他們的熱情和智慧構成的勇氣，進行輿論監督，另外一方麵也憑著媒介自身的功能，起著一種上通下達的作用，把很多我們工作、生活中間遇到的一些因為種種原因長期沒有得到解決的事情，通過中央電視台這個平台，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使得相應的職能部門幹預，使問題得到解決。
比如我們在2002年11月28日播出的一個節目，是反映雲南建水縣拆掉具有文物保護價值的老街來進行仿古建設的事情，拆掉真文物建設假文物，這件事情已經發生兩年多了。雲南建設廳曾經多次督促當地政府停止這種行為，對有關當事人、責任人進行處分，始終沒有回音，事情無法解決。在我們的節目播出以後，朱總理親自批文。建設部和國家其它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赴雲南進行調查，相信這個問題終會得到圓滿解決。所以這也恰恰是輿論監督它自身的特色和它的功能。電視台是一種強勢媒介，非常形象、生動，看得見，摸得著，鐵證如山。再加上中國人還是喜歡看電視，觀眾群龐大，也決定了它的影響力。
張英：以前為了保險起見，做完的節目先在《東方時空》裏的《焦點時刻》在早上播出，如果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再在晚上的《焦點訪談》裏播放。那麼，這些節目裏有沒有早上播出晚上沒有播出的節目？
梁建增：有，好像隻有兩個：一個是足球。當時的戚務生擔任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的一篇報道，當時引起了中國足球協會的強烈反彈，後來沒有在晚上的《焦點訪談》播。另外一個好像是賣什麼靈芝孢子粉的，這個騙子專騙老同誌，後來因為有位老同誌幹預，節目也沒有在晚上《焦點訪談》播。這樣的例子是兩個意外。後來我們發現，我們國家領導、社會的承受力也是在不斷上升的。後來不久，上午的《焦點時刻》就告別了它的使命，《焦點訪談》正式獨立開播。
焦點之三：麵對壓力
張英：新聞媒介在中國處在一個尷尬處境：一方麵，媒介自身有輿論監督的責任與使命，另外一方麵也因此而承擔了很多新聞以外的重擔與壓力。對這些壓力，你是如何麵對的呢？
梁建增：我們開展輿論監督的目的是什麼？這恐怕要以一種建設性的思維，那麼它的思維路徑就是發現問題、報道問題，引起政府的重視，解決問題。所以我們的節目是要建設，不要破壞；要鮮活，不要生猛。在長期的工作中，我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標準：先是選題的把握，什麼樣的做，什麼樣的不能做。這樣我們就找到一個結合點，一個問題或者一個現象，比較典型比較普遍，政府會重視，群眾也會關心，感興趣，那我們的節目就成功了一半。
加上我們的事實準確，角度多元，把事情的多麵性、複雜性全麵展現出來，也經得起檢驗，因而節目播出以後，有關部門去調查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也在檢驗著我們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如果發現我們的節目與事實有距離甚至是失實的話，那我們節目存在的可能就沒有了。如果我們報道沒有失實，那問題自然就得到了解決。所以。讓事實本身說話，這就是《焦點訪談》成功的秘密，也是我們節目的口號。
張英：《焦點訪談》在製作完成以後，正式播出的節目占多大比例？會不會有一些節目因為種種原因不能播出？
梁建增：一般來說，我們有一百個選題，最後能夠播出的隻有百分之七十。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可能是由於事實和舉報的內容有出入，或者我們的記者趕到事發地，卻由於時間的關係，事件的麵貌無法查清，或者是由於事發地政府或者有關單位的阻撓，我們無法取得證據。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一般就停止工作，這個選題就半途而廢了。我們寧願經費損失，人力白費，決不能勉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