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實在見多了……”她說。
有人點唱的時候怕麻煩，沒有人點唱的時候，歡喜的日子就更麻煩。
“在上海，我也參加過一些歌唱比賽，可是很少有進人決賽的。那些參賽者都經過培訓和包裝，像我這樣的他們會認為很土氣。”帶著歌星夢而來的歡喜，麵對這樣的失敗顯得非常無奈。
來上海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賺錢
我很早就認識小芹了，一直想寫寫她的故事，可是她的故事幾乎每天都在變換，使得我總是不能如期動筆。
小芹到上海來的時候已經二十五歲了，她是跟著兩個大學生來上海的。這兩個大學生和她一樣都：是遼寧鞍山人，考進了上海S大，在上海讀書的時候找了份兼職，進了業餘歌舞團。那種歌舞團是在上海的大型浴場或酒樓表演歌舞的，表演的時候穿很少很薄的衣服，雖說談不上是在跳豔舞，卻也是用來滿足感官刺激的。
兩個大學生摸清了歌舞團的運作方式，便想著自己來做老板，賺這個錢，於是一畢業就回老家鞍山組織了一個這樣的歌舞團，帶到了上海做表演。小芹便是這樣跟著她們來到了上海。在這之前她是一家幼兒園的老師。
小芹來上海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賺錢。她聽說上海是個很容易賺錢的地方，隻要抓到機會，發達就是一夜之間的事。
小芹她們到上海排練的第一個舞是“貓舞”，要求她們穿著黑色的暴露衣服，屁股後麵還拖著一根尾巴，一邊扭動身子一邊做出一些簡單的舞蹈動作。小芹是幼兒師範畢業的，這些基本的舞步根本難不倒她。
“我們一共去了9個人，最小的十八歲，最大的那個二十七歲。二十七歲的我們都叫她方子，她以前是區文工團的，腦筋活，路子粗，我們對她比對那兩個大學生還要信服。”
到上海以後，兩個大學生租了一套三室一廳，把這九個人都安置了進去。小芹她們每天晚上要趕三個場子，從8點到淩晨2點間，她們不停地表演或是在換場子的路上。
這樣的辛苦，酬勞卻並不高，所有的錢都落在兩個大學生的口袋裏，真正能歸小芹的一個月也就兩千元左右。於是，就有了背叛事件的發生。
第一個背叛的是方子，某個晚上她們在一家浴場表演結束，正要趕往另一個酒樓，突然發現方子不見了。晚上回到家，她們才發現方子準備“背叛”一定籌劃了很久，因此她的衣服早就已經分批被帶走了。
“叛逃”在繼續。又走了三個人，原先排練好的節目因為人數的驟減而不能演了。
上海古北地區成為我們向往的地方
“後來我才知道，方子是跟著一個男人走的。那個男人是台灣人，在上海有公司，好像做得挺不錯，方子跟著他住進了古北那一帶。這個消息令我們又振奮又妒忌，當然也有隱隱的害怕，而古北也成為我們向往的地方。”小芹苦笑著說。
“叛逃”刺激著小芹。她決定不再消極等待。小芹沒有男人的接應，因此她決定放棄她的一部分衣服，悄悄把一些證件和現金帶在了隨身的背包裏，又選了幾件比較好的衣服一起帶走。她的走也是無聲無息的。
她需要一個可以供她認識男人的舞台。她先進了一家茶坊工作。在那裏，她的月薪是七百塊，可是她絲毫都不埋怨，因為她知道她要等待的是什麼。很快她就引起了一些男人的注意。小芹不動聲色，可是她遺憾地發現，那些到茶坊來消費的男人多數都是上海人，而且經濟能力很一般，對她無非是帶著一些小小的彩色幻想。
“我又進了一家歌舞團，這家歌舞團的規模很大，有三十幾個人，在上海一些比較著名的場所進行表演。我以為機會來了……”小芹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帶著自嘲。
那個歌舞團裏有一些上海本地人，小芹和他們混得很熟，常常和他們一起打麻將。就是在麻將桌上，小芹認識了林先生。
林先生是台灣人，在古北租了房子，這一切完全符合了小芹的夢想，於是她想盡一切辦法去接近林先生，直到成為他懷中的女人。夢想仿佛已經成了現實，可是小芹很快就發現林先生在上海並不是老板，而是部門經理，雖說有幾個錢．，卻不是富翁。而且更要命的是，林先生在台灣有老婆女兒，他一心希望小芹再為他生個兒子。
“我本來真的是想給他生下兒子以後，要了錢就走的，可是沒想到，孩子一落地我就再也離不開他了。”提起兒子，小芹的臉上有了溫情：“感謝我的孩子讓我知道自己還不是那種壞女人，狠心到可以不顧骨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