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愛護，許多細微曲折處是說不完也無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這些細微曲折才形成一個家。這個家處處都是活的，每一寸牆壁，每一寸窗簾都是活的。小學時曾以《我的家庭》為題作文，我寫出這樣的警句：“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於有沒有父親，不很重要。”作業在開家長會時展覽，父親去看了。回來向母親描述，對自己的地位似乎並不在意，以後也並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隻顧沉浸在他的哲學世界中。
希臘文明是在奴隸製時興起的，原因是有了奴隸，可以讓自由人充分開展精神活動。我常說父親和母親的分工有點兒像古希臘。在父母那時代，先生專心做學問，太太操勞家務，使雙方無後顧之憂，是常見的。不過父母親特別典型。他們真像一個人分成兩半，一半主做學問，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發無間。應該說，他們完成了上帝的願望。
母親對父親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父親對母親的依賴也是到了極點。我們的堂姑父張岱年先生說：“馮先生做學問的條件沒有人比得上。馮先生一輩子沒有買過菜。”細想起來，在昆明鄉下時，有一陣子母親身體不好，父親帶我們去趕過街子買菜，不過次數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古人形容夫婦和諧用舉案齊眉幾個字，實際上就是孟光給梁鴻端飯吃，若問“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應該是做好飯以後。
舊時有一副對聯：“自古庖廚君子遠，從來中饋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適。母親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沒有什麼東西的情況下，變著法子讓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國鄰居的廚師學烤麵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發酵後力量很大，能“嘭”的一聲，頂開瓶塞，聲震屋瓦。在昆明時，一次父親患斑疹傷寒，這是當時西南聯大一位校醫鄭大夫經常診斷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飯，隻喝流質，每小時一次，幾天後改食半流質。母親用裏脊肉和豬肝做湯，自己擀麵條，擀薄切細，下在湯裏。有人見了說，就是吃馮太太做的飯，病也會好。
1964年父親患靜脈血栓，在北京醫院臥床兩個月。母親每天去送飯，有時從城裏我的住處，有時從北大，都總是第一個到。我想要幫忙，卻沒有母親的手藝。父親暮年，常想吃手擀的麵，我學做過幾次，總不成功，也就不想努力了。
母親把一切都給了這個家。其實母親的才能絕不隻限於持家。母親畢業於當時的女子最高學府，曾任河南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算術教員。她有一雙外科醫生的巧手，還有很高的辦事能力。外科醫生的工作沒有實踐過，但從日常生活中，從母親縫補、修理的功夫可以想見。辦事能力倒是有一些發揮。20世紀50年代初至1966年，母親做居民委員會工作，任北大燕南、燕東、燕農、鏡春、朗潤、蔚秀、承澤、中關八大園的主任。曾為家庭婦女們辦起裝訂社、縫紉社等。母親不畏辛勞，經常坐著三輪車來往於八大園間。這是在家庭以外為社會服務，她覺得很神聖，總是全心全意去做。居委會成員常在我家學習。最初賀麟夫人劉自芳、何其芳夫人牟決鳴等都是成員。後來她們遷往城內，又有吳組緗夫人沈淑園等參加。50年代有一次選舉區人民代表，不記得是哪一位曾對我說：“任大姐呼聲最高”。這是真正來自居民的聲音。
我心中有幾幅圖像，愈久愈清晰。
一幅在清華園乙所，有一間平台加出的房間，三麵皆窗，稱為玻璃房。母親常在其中辦事或休息。一個夏日，三麵窗台上擺著好幾個寬口瓶和小水盆，記得種的是慈姑。母親那時大概不到40歲，身著銀灰色起藍花的紗衫，坐在房中，鬢發漆黑，肌膚雪白。常見外國油畫有什麼什麼夫人肖像，總想怎麼沒有人給母親畫一幅。
另一幅在昆明鄉下龍頭村。靜靜的下午，泥屋、白木桌，攜我坐在桌前，為我講解雞兔同籠四則題。父親從城裏回來，點說這是一幅鄉居課女圖。龍頭村旁小河彎處有一個小落差，水的衝力很大。每星期總有一兩次，母親把一家人的衣服裝在籮筐裏，帶著我和小弟到河邊去。
還有一幅圖像便是母親彎著腰站在歡快的流水中，費力地洗衣服，還要看著我們不要跑遠，不要跌進河裏。近來和人說到洗衣的事，一個年輕人問，是給別人洗嗎？還沒到那一步，我答。後來想，如果真的需要，母親也不怕。在中國婦女賢淑的性格中，往往有極剛強的一麵。能使丈夫不氣餒，能使兒女肯學好，能支撐一個家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孔夫子以為女人難纏，其實儒家人格的最高標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來形容中國婦女的優秀品質倒很恰當，不過她們是以家庭為中心罷了。
母親62歲時患甲狀腺癌，手術後一直很好。從60年代末患膽結石，經常大發作疼痛，發燒，最後不得不手術。那一年母親75歲。夜裏推進手術室，父親和我在過廳裏等。很久很久，看見手術室甬道那邊推出一輛平車，一個護士舉著輸液瓶，就像一盞燈。我們知道母親平安，仍能像燈一樣給我們全家以光明，以溫暖。這便是那第四幅圖像了。握住母親的手時，我的一顆心落在腔子裏，覺得自己很有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