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精神文化需求
與父輩們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不再把掙錢謀生當作“打工”的第一目標，走進城市謀求發展、實現理想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向往，他們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更主動的文化融入願望，更迫切的文化需求。這些特點一方麵表現為這一代農民工文化參與的自覺和主動，另一方麵也表現為他們文化要求的提高和文化需求的多樣——傳統的被動接受型的送書送電影送戲已經很難引起他們的興趣[17]？。新生代農民工閑暇時間選擇上網的有50.9%，看電視的有47.8%，睡覺占40.8%，逛街占37.4%。上網是他們閑暇時最主要的活動。他們上網經常進行以下活動，一是上QQ/MSN，二是查詢資料，三是看視頻聽音樂。他們中有39.9%是通過手機上網，有39.6%是通過自己的電腦上網，還有15.0%是到網吧上網。新媒體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娛樂和生活方式，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得他們的日常生活更深地嵌入進網絡虛擬世界中去。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必然對個性化、交互性、豐富性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但他們所在的企業卻在精神文化生活建設方麵較為滯後。有30.4%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所在的企業沒有提供任何文化活動；有14.6%的人認為雖然企業提供了，但是內容單一，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有37.5%的人認為基本能夠滿足需求；有17.5%認為內容豐富，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新媒體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娛樂和生活方式，這也就要求他們所在的企業改變方式方法，提供富有吸引力的休閑娛樂活動。
（3）社會融入需求
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對融入城市、公平享受公共服務的期望越來越高。王春光立足於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和社會融入方麵與老一代農民工的差異，從社會心理、日常生活行為和製度等三個層麵，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狀況概括為“半城市化”狀態，認為中外城市化過程中都要經曆一代人左右的“半城市化”，一旦化解不好，可能出現另一個結構性問題——“城市貧民窟”[18]。作為一個外來打工的特殊群體，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感到難以融入城市生活，普遍麵臨著安身、立業、成家等諸多難題。人們普遍認為農民工的融合問題是由於戶籍製度導致的。不過謝桂華指出戶籍製度的改革並不能完全、甚至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問題，因為他們的人力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城市的社會經濟地位。現有的人力資本的提高是為了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而不是提升他們的就業層次[19]。而彭國勝和陳成文關於青年農民工就業質量的研究也說明了這個問題。在他們看來隻有極少數人能夠在城市紮根。表麵看來，戶籍製度限製、社會保障不健全、城市的居住、子女教育的高成本等都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但核心的問題仍然是務工者的報酬偏低，負擔不了進城生活的成本，隻能在城內城外反複徘徊[20]。
調查顯示，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中，有92.5%的人認為自己不是北京人。而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北京人的原因，一是沒有北京戶口，占59.1%；二是在北京沒有房子，占52.7%；三是沒有獲得市民待遇，占30.9%。在他們看來，是戶口和住房將他們排除在北京這座城市之外。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模糊，占39.1%的人表示不清楚自己該用何種稱呼，認同將自己稱呼為流動青年的占11.4%，新居民占10.6%，打工者占10.5%。流動青年、新居民或者打工者的稱呼，都表明他們更強調自己的外來性、流動性。而且他們在與北京市民的交往中，更多的是感到思想觀念以及生活習慣方麵的差異，這也表明他們還不能完全適應城市的現代性生活方式。
新生代農民工在業餘時間，與同事交往的比例最高，占28.8%，其次是老鄉，占25.3%，第三是同學朋友，占19.3%。而當他們遇到困難時，他們最主要的求助對象是老鄉，占42.2%；其次為同事，占24.0%；第三為配偶，占17.3%。由此可見，老鄉和同事是他們在北京最主要的社會支持網絡。他們的組織化程度較低，有66.1%的人沒有加入任何組織，加入工會的有13.3%，同鄉會的有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