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跨上38號巴士時，是午後1點多。今天是2010年最後一天。有好幾年，我在今天都愛舍棄自駕而乘搭公交車。說到目的，和陸遊的“細雨騎驢出劍門”近似，他是去尋詩，我是去搜刮寫作素材。但今天沒這份閑心，目的單純：上班去，此前和一位老朋友喝咖啡。舍慣常所搭的19路和71路而搭這一路，則是為了到下城的“蘋果”專門店，去修理出現小故障的3G手機。
在巴士站等車。對麵的五金店，通體漆成和四十年前故國“紅海洋”時期一模一樣的大紅，十分刺眼。再看，紅色門麵一側的門，通向二樓，那是故友老南二十年前的居處，我去那裏吃飯、聊天的次數難以計數。隨即，他家走廊裏放大的全家福黑白照，臥室裏貼滿三麵牆壁的敘事長詩《梅菊姐》，那些帶嫩綠格子的文稿紙，仿佛直立的稻田，栽著漢字的秧苗，一一映現，叫我泛起“故朋雲散盡”的悲涼。18年前，老南家的客廳，坐過紀弦和顧城這兩位詩名相近但年紀相差40歲的詩人，我是旁觀者，他們天真爛漫地議論：
“世界上所有的人，分為兩類：詩人和非詩人。”高個子紀弦得意地公開獨得之秘。
“對透了！我們就是傲視非詩人的詩人！”顧城點頭呼應，從牛仔褲筒裁出來的高帽巍巍然。
巴士開動，風景流轉。我忽然想到，這座我足足住了30寒暑的城市，今晚照例舉行跨年度狂歡。可是，對於我這樣行將成為歸人的移民而言，懷舊比前瞻有意思。在22街站，一位背著吉他的青年男子笨拙地轉過龐大的身體時，我想到一個嚴峻的問題：“故鄉”的定義為何？王鼎鈞先生說，它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具體到我的家族，百年後我也算舊金山這一支係的“祖先”。但那隻是籍貫上的，家世上的。至於心理上，我們不能不服膺“此處安心是吾家”說。何謂安心？這是大題目。我這一生命個體--它的平凡，使得我一次次地設想“舊金山的芸芸眾生，在總體上說，會不會因為我的出現而有所不同”時，哪怕發揮了最大膽的想象，都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會。政治版圖不因我而改變，人文狀態不因我在報上登了十多年專欄而轉向，曆史不因我而改寫任何細節--故鄉的資格，主要地依賴於記憶，如果這裏的每一處首先都被你的腳印覆蓋，爾後被你的記憶涵蓋，那麼，它就有權利被稱之為“家鄉”。同樣的結論，可移用到故園。設若你既沒有在田峒拿手電筒逮長著師爺式八字胡的泥鰍，在水庫裏挑泥，在山岡上按著杜鵑啼聲的節奏對祖宗墳塋跪拜，在冬日黃昏的風聲裏告別親人踏上花尾渡顫巍巍的跳板，河裏也沒有倒映過你跳水的少年裸體，與友人邊散步邊談車氏長篇《怎麼辦》的手勢，如何有資格把它當做心靈皈依之地？
那麼，我坐在巴士所經東起下城最繁華的市場街，西至太平洋之濱著名景點“懸崖屋”酒吧，在20世紀80年代被一本雜誌稱之為“全美國最繁忙”的通衢大道--GearyBlvd，恰恰是記憶最密集之所在。“恰似飛鴻踏雪泥”的人生，在這裏，差不多沒有漏掉一個重要部位。“格利”隻有一條，然而，100萬名經過它的人，各個在記憶裏擁有糅合自身人生，以及時間、地點、內容千差萬別的偶然因素，而製造的獨家“大道”，我也有我的。
心田湧動著酸楚與欣慰交混的情愫，播下的腳印，今天該收集了。哪裏是移民以後第一排的生命之痕？不是靠近第25街的老南故居，而是和第7街接壤的路德教堂。30年前，我抵達的第一個星期，便來這裏上英語課，靠當知青時自學的底子，不必從ABC起步，讀中級的300班。同窗中，有稱我為“紅衛兵”的台灣老兵，還有伊朗來的老紳士（據說在巴列維王朝當高官時，被狂熱的教主霍梅尼通緝，狼狽逃出），西裝筆挺，開課第3天起，公開聲明追求女教師瑪格麗特，每天一早，站在教堂門口，等候進門的夢中情人，為她提文件箱。從那個時空算起，“我的”格利大道鐫刻著我的眾多卑微到連自己也懶於保存的“第一”：第一次把在金門公園拍的全家福彩照寄給家鄉親友；第一次駕駛8缸、10年車齡的雪佛蘭老爺車；第一次在後院的冬青樹下種下白菜；第一次隔著籬笆看到鄰居明黃的中國菊；第一次在異國的書桌上寫下馬雅可夫斯基體樓梯式抒情詩《我驕傲，悲哀地驕傲》；第一次投稿；第一次接到紐約一位副刊編輯熱情洋溢的退稿信；第一次把彩色電視機搬進家；第一次送女兒上幼兒園；第一次在異國吃家鄉湯圓；第一次在深夜街頭對著星星想念彼岸親人，用帶油膩的夾克袖口抹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