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有序，而記憶雜亂，意識流沒有確定的方向。我從第7街的課室，凝視自己32歲的背影，11時，我便提前溜出，到相鄰的卡拉緬街一家叫“海運”的中餐館當雜工去。患了輕度坐骨神經痛，走路有點瘸，一天天咬著牙剝蝦切胡蘿卜，直到夜晚11時。
招牌、路燈、霓虹燈、聖誕樹的燈飾--隻會後退不會回頭的光流。滄桑一輪又半，沿街的房產和生意易手的極多，尤其是餐館。百貨店、理發店、修甲店、鏡架店、眼鏡店、時裝店、租賃自行車或者工具的店子，難得看到30年不變的招牌、主人和夥計。門臉奇小的鎖店雖在，但老板肯定不是28年前我因把鑰匙遺落在家裏，請上門來開鎖的俄國佬，他的長筒皮靴橐橐地敲著水泥路，一路操地道的東北話，叫我驚訝之至，原來是在哈爾濱長大的白俄。
巴士駛過第16街，我拚命扭頭，要看532號，那是我移民後第一個住處。依稀看到門口堆著三輛破舊的保時捷，房東的兒子囤積這類豪華舊車，異想天開，修好了賣好價錢，卻從來不動手，這熱情似乎30年來沒有改變，盡管婚姻變了不止一次。在那裏住了5年，全家大小進出家門，要把大半張乒乓球桌般的車庫門拉開。我現在才納悶起來：當時才7歲的兒子和4歲的女兒，如果獨自動手，是怎樣完成的？
巴士在越過普拉斯迪奧大道前停站，這裏留下極美好的記憶--迄今唯一一次接受金錢施舍。那是傍晚，我趕去上班，跑步追上巴士，掏錢買車票那一刻才知道，錢包沒帶，口袋裏也沒硬幣。我低聲說：“糟糕--”黑人司機毫無表情地掃了我一眼，意思是：還要我趕呀？下車去。我倉皇四顧，沒辦法了。舉步下車的刹那，兩位中國尼姑從座位上起來，微笑著走近，將兩個25分硬幣放進投幣口，把司機遞來的車票放到我手上。我眼睛含淚，望著黃色袈裟的背影，沒來得及道謝，隻在腦際刻下這一鏡頭。
第6街街角，有唯一沒改換過的店名：製服專賣。從前路過，看到眾多的行業專用服，如空姐服、護士服、侍應生服，至今亦然。塑料板做的招牌，鮮麗如昔。它的左壁，是一家法國餐館，叫“三色旗”。我在那裏當過周末練習生，給一群法國來的女侍者打下手，帶位小姐苛刻無比。老板就是頭廚，天天最早上班，彎下蝦公腰，在案板上切帶皮的豬肉。他終身不娶，賺了錢就買公寓，管理也不假手於人，所有出租單位的鑰匙，都掛在家裏的屏風後，黑壓壓一串串，這家當羨煞了多少他的異性同胞，其中的一位，就是在下城“馬車”餐館當侍應生的巴黎女人--把我推薦到“三色旗”去的，妖豔和精明均到位的阿蓮。
法國醫院，它早已被凱撒醫院兼並。我在那裏打過不止兩次感冒預防針。賣汽車零件的連鎖店，我買過撥雨器和引擎油。24小時營業的“卡拉食品”，我搬到第5街以後，偶爾陪妻子來買減價的橙果和排骨。替我的新“本田”安裝收音機的小店。我買了好些別致家具，如拚裝式木架的“碼頭”公司。對麵，有一家從未易主的京菜館，如今仍叫“五福樓”。1980年7月6日，我“上埠”的次日，詩人老南來訪，領我從嶽父母家走到格利大道那裏，為我接風。為了回報，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每一年同一天，我都邀他去“五福樓”，盡可能坐第一次來時坐的酸枝桌子，吃第一次喝的海鮮湯（我頭一次吃到兒時祖母開海味店時吃膩了，但我從來無緣一見的蹄子和鮑魚）。我們在一起，他愛回味合作的新詩《僑鄉的山》登上省級刊物，收到14元稿費那陣的得意，然而，在連根拔起的初期，我們都為謀生遠離了詩。
20世紀80年代，關張的全國連鎖店“消費者”（我在裏麵看畫冊般漂亮的目錄簿，買下便宜而易壞的用品不計其數）、輪胎店（我進去過，但價錢談不攏，沒做過交易）、豐田汽車銷售點（我買了2005年的“康瑞”牌）、售後服務點（進去打聽電子鑰匙的價錢）、五層公寓大廈（從前的潮州菜館）、日式折疊木床零售店（和妻子去買了一件沙發床鋪兩用的家具，200多元，自行運走）、辦公大樓二樓有朋友開的翻譯公司（我上去搬雜誌和送校對稿件）。
巴士爬上小坡，穿過的瑪莎尼克街，是我在26年間上班必經的。記不清“本田”在路上磨去多少隻輪胎，但記得安全島上一朵俗名“滿天星”的小菊花，黃燦燦的，叫我精神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