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後合拍時代的華語電影
——中國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合拍曆程
尹鴻尹鴻，清華大學教授。
導語
從1979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到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從最初香港“左派”電影機構“長鳳新”所謂“長鳳新”，是指成立於50年代初的三家著名影片公司。三公司均為香港左翼電影機構，故被統稱為“長鳳新”。後來聯合組建香港銀都機構。與內地的合作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實施，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合拍，走過了三十年曆程。在這三十年中，政治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一國兩製、香港回歸、金融危機、中國入世、全球化浪潮、CEPA等等標誌性事件，一方麵深刻地影響到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合拍路線和進程；另一方麵，合作/合拍曆程也深刻反映了中國內地與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的密切聯係和同步變遷。電影的合作/合拍，不僅是研究最近三十年中國內地和香港電影發展曆程的重要維度，也是研究中國電影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共同打造華語電影未來的重要路徑。
在電影領域，合作/合拍，通常既包括聯合投資（Cofinance），也包括聯合製作（Coproduction）。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合作/合拍，最早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歐洲，毗鄰國之間為拓展影片市場，相互聯合，共同提供資金、人才和發行放映渠道。而美國電影，則更是利用合作/合拍來達成資源互補，並創造一種與合拍國之間的文化接近性，為好萊塢全球擴展提供通行便宜。合拍現象在20世紀後期，更是一種普遍模式。這種模式既可以增加影片資金來源，也可以擴大影片的市場覆蓋，還可以享受到合作國家或地區的財政稅收優惠，甚至可以避免某些國家和地區的電影準入限製和配額限製；與經濟水平相對比較低的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合拍，還可能獲得更廉價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因此，合作/合拍既是降低市場風險、擴大市場機會、突破貿易壁壘、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規模效益的經濟手段，也是利用不同地區的文化和自然資源，創造文化差異性和文化相似性相結合的一種“熟悉的陌生”的美學效果。所以，合作/合拍，既是電影美學創新的需要，更是電影市場的需要。
中國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合拍包括聯合攝製（內地和香港共同投資、共同攝製、共同承擔風險、共同分享利益）、協作攝製（由香港方出資，在內地拍攝，內地有償提供設備、器材、場地、勞務等形式的協助）、委托攝製（香港方委托內地方在中國內地代為攝製）等三種主要形式。參見《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令2004年第31號）。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第一種方式被稱為“合拍片”。合拍片需要在拍攝前獲得拍攝許可證，拍攝完成後獲得公映許可證，即可在中國內地作為國產片發行。而協作攝製和委托攝製的影片，如果進入內地，必須作為“進口片”審查引進。2006年實行CEPA以後，香港單獨製作的影片引進時可以不受“進口”配額限製。
三十年來，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一直是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從1978到1998年的二十年中，內地與台灣地區合作的影片共有40多部，與歐美、日本及其他國家和地區合作50部左右，而與香港的合作影片則超過了200部。參見鄭全剛（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溝通、理解、共振合拍片雄風》，《電影通訊》1998年第4期。從2000年以後，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更加廣泛，平均每年超過30部。到2004年以後，無論是內地市場或是香港市場，最有影響力的影片大多為內地與香港的合拍影片。2006年，港產片的幾乎一半都是與內地的合拍片，而投資規模超過500萬港幣以上的中大製作影片更是大多與內地合拍。兩地的合拍經驗，不僅培育了內地電影的產業基礎和市場意識，甚至也培養了內地導演和內地觀眾的美學趣味和類型慣例，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和改變了內地電影根深蒂固的教化傳統，使內地電影在越來越市場化的同時，也越來越大眾化和娛樂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合拍的曆史，同時也是內地電影業從計劃體製向市場體製轉型的曆程，是內地電影內容從政治宣傳到大眾娛樂轉型的曆程，也是內地電影市場從內地空間向跨界空間轉型的曆程。
合作濫觴期：各取所需
在產業環境中，“合作/合拍”通常是由商業訴求所推動、受市場支配的資源配置和產品生產方式。但從19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合拍，卻更多是受到一種政治性的“外部”利益推動，促成了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瘋狂中走出來的中國內地電影與當時仍然處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電影之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