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0年代，內地的珠江、北京、天馬等電影製片廠就曾經與香港的長城、鳳凰和新聯等左派影業機構聯合拍攝影片，如戲曲藝術片《告親夫》、《紅樓夢》、《紅葉題詩》等。但隨著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合拍過程完全中斷了。直到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國策提出並開始實施，長期閉關鎖國的內地急需通過對外合作，釋放改革開放信號，改善與香港、台灣的“緊張”關係，重建中國的國家形象。而文化、體育等相對“軟性”的領域，當時常常成為官方推動“統一戰線”工作和國際外交工作的重要手段。電影，作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形式，得到了高層的高度重視。而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海外、與世界接觸和交流的中間地帶，自然而然成為中國與世界重新交流的橋梁。
1979年，經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提議，在文化部電影局成立了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簡稱“中製公司”，又稱“合拍公司”），這是中國政府首次設立的負責中外電影合作事務的機構。1979年8月文化部（79）文電字700號文件規定，中製公司對合作製片實行統一歸口管理。而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合拍當時也劃歸該公司管理。1981年文化部頒布《進口電影管理辦法》，其中第七條規定，除香港的長城、鳳凰、新聯三公司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協調以外，其他中外或內地與港澳地區及台灣地區的合作製片業務，均由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管理。1982年8月，中製公司還頒布了《加強對外合作拍片事業領導與管理的幾項規定》，闡明合作拍片必須統一對外、統一政策、統一安排、統一歸口管理。應該說，從一開始，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合作/合拍就是在嚴格的政策限製下開始的。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合作自然首先是從具備“內地背景”的香港左派電影公司開始的。鳳凰影業的武俠片《碧水寒山奪命金》（杜琪峰導演處女作）率先到內地拍攝外景。接著，在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廖承誌提議下，由香港“內地背景”電影公司“長城”、“新聯”以“中原電影製片公司”名義，由張鑫炎導演，開始拍攝《少林寺》。國家體委等部門借調18名武術人才支持影片拍攝。耗時兩年，輾轉八地，受到了內地不遺餘力的支持。《少林寺》公映後，風靡香港、內地和華人地區。此後，“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內地背景的電影公司1982年合並成立了香港“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少林寺》之後，1982年3月，著名香港導演李翰祥自組“新昆侖”電影公司，與內地合拍中國近代題材的曆史片《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當時的文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陳播，直接參與了文學劇本和導演分鏡頭劇本的討論陳播：《就〈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的創作致李翰祥先生》，《當代電影》1997年第3期。，在資金方麵，內地的中製公司也給予了不計回報的支持。當時兩部影片預算為人民幣400萬元。中製公司以銀行貸款的方式投資了人民幣200多萬元，後來影片超支的180多萬也由中製公司追加。嚴格來說，內地基本上是把這種合作或者合拍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的張玞：《改革開放20年中國合拍電影的回顧和思考》，中國電影家協會編：《新中國電影五十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頁200。，其“統戰”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對影片的經濟回報的預期。作為第一位返回內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電影人，李翰祥曾在台灣創辦國聯影業公司，他此行的成果帶來了隨後出現的港台與內地合拍的興起。
受到這些左派機構以及青鳥（夏夢創辦）和中原（傅奇、張鑫炎創辦）在內地拍攝電影獲得成功的影響，香港的大電影公司邵氏、嘉禾、新藝城等等都開始尋找與內地合作的機會。他們意識到在華語電影市場出現了一種對中華文化、內地題材、祖國山河的“好奇”和“尋根”需求。所以，他們開始嚐試與內地片廠合作，利用內地廉價的製作成本和人力資源來提升商業片的品質。動作、功夫題材和曆史題材，特別是近代題材影片是這一時期合拍片的主流。《少林小子》、《南北少林》、《少林寺俗家弟子》、《木棉袈裟》、《八百羅漢》等類型片紛紛出現。嚴浩等香港導演也開始拍攝與內地相關的文藝片《似水流年》、《天菩薩》等。
這時期的合作和合拍影片，盡管有時也承擔著傳播中華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歌頌祖國山河的政治使命，但它們都根據香港電影市場和亞洲電影市場的需要，更多地采用了商業電影手段，將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用忠義化的價值觀和動作化的電影呈現傳達出來，並借助了內地優美的自然環境和開闊的場麵，軟化了影片的意識形態傾向，得到了港台觀眾的認可，也在內地受到了歡迎。結果，這些影片既在香港和華人圈引起了內地熱、功夫片熱，同時也在內地引起了香港熱，導致港台電影和文化在內地風靡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