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電影合作還是局部的、有限的，大多帶有政府直接幹預的計劃性，往往由內地有關部門確定題材、審查主創，甚至提供各種人力物力資助，實際的主創人員則大多以港方為主，內地電影廠基本以協拍方式參與製作。這些合作，對於內地方來說，政治意義大於商業意義；而對香港方來說，則從這些合作中，看見了內地資源所包含的商業價值。這為以後內地與香港電影更廣泛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將香港電影的娛樂風格、工業經驗、商業傳統帶進了內地，並且培養了內地的李連傑、於承惠、胡堅強、計春華等一批電影表演人才、功夫高手，這不僅為後來中國內地電影的商業化轉型進行了預演，而且也為華語功夫動作片的發展做了鋪墊。
合作活躍期：南風北上
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大規模合作是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
1984年，中共中央頒布“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電影業也被規定為企業（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開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而此時的中國內地電影市場正麵臨空前危機。正如當時人們的描述，“從1984—1985年，僅僅一年，電影觀眾就減少了52億人次”倪震主編：《改革與中國電影》，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年，頁47。。電視機在中國內地的迅速普及以及電影產品的市場適應能力薄弱，導致所有的內地電影製片廠都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虧損。
中國內地電影就在這種外部市場危機、內部體製改革的大背景下，開始與香港電影界緊密接觸，希望借助香港電影的商業經驗來拯救內地電影工業的低迷。從1986年開始，內地電影行業和理論界，甚至政府官員，都在討論、重視和提倡“娛樂片”，試圖用類型化的“娛樂片”複興中國電影。在這次娛樂片大潮中，內地電影人開始向好萊塢、向香港電影學習類型片經驗，製作了大量警匪、武打、犯罪、恐怖類型的商業電影。據當時統計，從1988年開始，商業類型片已達到當時全年影片產量的60％以上。饒曙光：《社會/文化轉型與電影的分化及其整合——90年代中國電影研究論綱》，《當代電影》2001年第1期。香港電影一時間成為中國內地娛樂片的範本。
而與內地電影工業的衰退相反，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到90年代中期，隨著香港地產的繁榮和經濟的騰飛，加上香港《1988年電影檢查條例草案》正式生效帶來的創作空間的擴展，香港電影工業進入了一個曆史上最鼎盛的時期。“MadeinHongKong”不斷向全球華人推行電影娛樂，而且也引起了亞洲其他國家和歐美國家的關注。正如一名學者所總結，在當時，“香港其實是全球第二位的電影出口中心。90年代初，本港平均每年製作的影片約100多部，每年為香港提供逾億港元收入”鍾寶賢：《香港影視業百年》，三聯書店（香港），2004年，頁27—28。。這時的香港，被越來越多的人稱為“東方好萊塢”。
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過前一階段的溝通和合作，內地、香港、台灣電影的製作人、投資人和藝術家之間的聯係更加廣泛，特別是1993年廣電部啟動的中國電影機製改革的3號文件以及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浪潮的影響，都為內地與香港電影在更高層麵上的合作創造了條件。隨著合拍政策的相對規範和寬鬆，一方麵，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希望利用內地價廉物美的文化資源、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場地資源，在降低製作成本的同時提高製作質量；另一方麵，越來越多的內地電影廠希望借助香港合拍影片來獲得經濟效益，挽救企業危機。從1986年開始，內地與香港合作/合拍的影片就從每年不到4部開始逐漸超過了10部。從1989年以後，合作/合拍進入了一個活躍期，到1992年，超過了50部，占當時國產電影總量的1/3左右。與此同時，這些合拍影片也成為內地票房的主力軍。根據票房統計數據，在1993年上海十大賣座片中，《霸王別姬》、《唐伯虎點秋香》、《新龍門客棧》、《獅王爭霸》、《喋血英雄》、《夢醒時分》、《大紅燈籠高高掛》、《新碧血劍》、《少林豪俠傳》等合拍片就占了其中9名。
這一階段，內地和香港的合拍影片品種、數量都比較豐富。而影片類型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1）商業動作類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