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在代替李鴻章所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對曾國藩一生始終不變的為人原則總結說：
至其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恒者，則惟日以克己為體，以進賢為用，二者足以盡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為學述之差，繼為事業之累，其端甚潑，其效立見。曾國藩自通篇後，服官侍從，即與故大學士櫻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鑒、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衰祿於外；立心甚怒，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聽宵；儉以養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
江蘇巡撫何壕的評價是：
曾國藩經曆“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交，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雷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誌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
李鴻章也說：
曾國藩所以成功，就因為他“沉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恒”。
以上三人對曾國藩“不變”之處的評價雖然各有側重，但還是很客觀的。也都認為曾國藩所堅守的原則是他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曾國藩主要的不變之處，還是在於克己為體。克己，即控製自己，梁啟超先生曾經談到曾國藩之所以能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曾國藩的自製力很強。實際上，克己就是修身，修身才能正己，隻有人正心正了才能正天下。終曾國藩一生，忠誠、勤儉從無改變。對於手握重兵、身居高位的大員來說，保持勤儉可並非易事。他在讀《韓昌黎集》所做筆記中寫道：“此首有安貧知命，至死不變，確乎不拔之意。”這其實也是他對自己的告誡。如果稍有奢侈之嫌，他就在日記中痛加自責，以明悔改之誌。
可以說，曾國藩靠這些不可改變的原則，使他獲得了廣泛的尊重，這是他能凝聚起眾多人才，成就大業的必備要素。倘若沒有這些，別的也就無從談起了。
練就一身應變的本領
如果一個人墨守成規，始終走老路，就永遠也開創不出一片新的天地。為人要善於打破一些陳舊的、傳統的觀念，在“變”中謀求發展，才能獲取成功。
能夠根據局勢的變化迅速地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就是應變。應變靠反應能力，更靠智慧。它具有很大的隨機性。為了應對變局，就需要使出各種手段。倘若預先設定應變的措施，反而束手束腳，違背了應變的根本原則。曾國藩始終信奉無變則無不變的原則。
同治五年四月初五，曾國藩給正在鎮撚前線的劉銘傳寫信說：
“你的來信我已經收到，調兵遣將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如今敵軍兵強馬壯，而我軍又多是步兵，跟敵人正麵交鋒是會吃虧的。將軍切記‘英雄舉事，變化無方’。你聰明過人，希望你能根據戰局的變化隨時調整戰略部署，隻有這樣才可以取勝。你不妨試試，如果可行就在全軍推廣。”
“英雄舉事，變化無方”，曾國藩這八字箴言，可謂高明。“變化無方”破解開就是明變、求變、應變以及用變。明變、求變、應變是見識、勇氣和能力的體現，用變是智慧謀略的充分展現。
古往今來的英雄人物不僅具有遠見卓識，有應付危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智慧，善於把握事物變化的規律，在曆史的競技場上取得勝利。
在事物發生變化之後，能夠及時有效地做出應對的措施，這就叫應變。應變具有一定的被動性，是在事物發生了變化之後，迫不得已做出的應對措施。它要求迅速、及時、有效。尤其對付突變，如果反應遲鈍，措置不當，就可能招致損失。
曾國藩一生中遭遇的突發變故，陷入被動局麵的情況不在少數，但他大都能從容應對，能順利地打破被動。他認為應變必須要相時製宜，因應無方，也就是抓住事物變化的本質和規律，善於利用各種因素來製定應對的措施。下麵我們來具體看看曾國藩常用的幾種應變術。
（1）借勢借力，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指的是根據情況的變化，掌握時機，靈活應付。也就是說事物在變化的過程中總會有一些不足或漏洞暴露出來，我們隻要掌握了它變化的規律，明察了這些缺陷，抓住對自己有利的一切條件，調整自己既定的方案，以變製變。曆史上以變製變的例子很多，如“青梅煮酒論英雄”中劉備借驚雷掩飾慌張，曹操行刺董卓不成假借獻刀脫身等。我們來看看曾國藩是怎麼隨機應變的。
安慶攻防戰事關雙方成敗大計。曾國藩在戰鬥中顯示出敏銳地把握戰機的能力。
湘軍圍困安慶後，天京派洪仁玕、陳玉成兩路軍隊去解安慶之圍。洪仁玕的部隊被阻於桐城一帶，沒有辦法與陳玉成的部隊會合，陳玉成孤軍奮戰一直打到安慶城外的集賢關。苦戰幾日後沒有任何進展，陳玉成熬不下去了，就留了8000士兵守集賢關，留劉琳守在關外赤岡嶺，自己則率6000兵士退走桐城與洪仁玕共商破敵之策。陳玉成在雙方苦戰僵持多日後，分兵三處，又留了一支孤軍在赤岡嶺，這可以說是他軍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