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讓人信賴，做事讓人放心
要想讓別人對你放心，首先你要做得讓人放心，也就是說你要先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取得對方的信任，隻有對方信任你了之後，才會對你放心。怎麼樣才能取得對方的信任呢？一是要加強自身修養，做一個廉直、勤政、肯聽人言的人；二是要學會圓融待人處事，用真心感動下屬，用赤誠對待上司。做到了這兩點，你也就學會了圓融通達，也就會取得他人的信任。
一生廉矩，以勤政為上
勤政是德政之基，善政之要，執政之魂。勤政是每一個為官者的最基本的道德和執業要求。要想做到勤政，首先，從政者必須廉矩愛民，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次，從政者還必須加強自身修養，使自己的心不偏離愛民的軌跡。
要想做一個受民愛戴、尊敬的好官，就必須時刻地反省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隻有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贏家，成為真正的豪傑。所謂真豪傑，不是指俠客，而是指那些勤政愛民的人。曾國藩就是其中一個。
曾國藩一生勤儉節約，愛民如子，關注著民眾疾苦，多次向朝廷上疏為老百姓減免稅賦。他心係蒼生，憂國憂民。在北京工作的那幾年，收入也不高，他自己的生活也很儉樸，但是他對於因窮困和疾病死亡的同鄉，都會盡力給予幫助。一次他將剛拿到手的工資一分不留地全寄回了家接濟那些生活困難的人，他在家信中說：
我之所以拿錢頻頻資助他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家現在正處於全旺時期，必須格外謹慎小心，避免災禍，還清以往欠親戚朋友的舊債；二是家鄉連連鬧災荒，盜賊四起，很多老百姓背井離鄉，拖家帶口到外地討飯，我心裏也很難受。為他們盡一點力，隻求心安。我所寄回家的錢不得留作他用，隻宜用在以上兩件事上。
曾國藩在北京為官十多年，工作兢兢業業、盡職盡責，他這種勤懇廉潔的精神，很為一般人折服。
他在壯年時期就曾立下“心係萬民，廉矩報國”的誌向，要做一個內聖外王的完人。所以他說：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為了實現“心係萬民，廉矩報國”的誌向，曾國藩很注重個人的修養，他希望自己的一片愛民之心能使民眾折服，從而扭轉當時社會上的一些不良的風氣。
“何嚐要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謂之轉移風氣？”曾國藩常引顧炎武《日知錄》中“保國者，其材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話來要求自己，勉勵下屬。“保”即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義充塞而至於禽獸食人，人將相食”。換句話說，就是不要使人欲橫流，獸性高漲，道德淪喪，禮法蕩然，社會沒有穩定的秩序。人世間最危險的事情，就是“人吃人”了。
因此，他從不把功名富貴當一回事，常常教育兒子說：
予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富貴功名，皆由命定；學為聖賢，全由自己做主。
他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做很大的官，隻是希望他能讀書明理。曾國藩認為功名富貴強求不得，一個人能夠取得多大的功名，這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但是否能做一個賢人君子則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他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能嚴格要求自己做賢人君子循正道而行，國運就會昌盛。做官者能夠循正道，就會使官場清明，國家安定太平。他曾說：
為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坊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谘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為之不厭”也。為將帥者之於偏稗，此一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
其實這就是經學的核心思想。所謂“作君作師”就是為官者要通過自己的事業體現出自己的思想，讓思想指導自己的事業，使兩者結合起來，相得益彰。“廉矩”就是這兩者間的“潤滑劑”。
曾國藩所說的“廉矩”可分解為“致賢”、“養民”和“正風氣”。風氣怎麼才能正呢？必須先培養人才，使人才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這就是致賢了。同時改善人民的生活，使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就是所謂養民了。總之是教養廉矩，讓治者與被治者，或士大夫階級與農工商階級，都能發展他們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歸，然後風氣可轉，社會自然就穩定太平、欣欣向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