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又派劉文靜前去說服突厥結盟，突厥的始畢可汗說：“唐公起義，想做什麼呢？”劉文靜說：“隋文帝楊堅廢掉嫡長子，把帝位傳給了後主楊廣，招致天下這般大亂。唐公是皇室的親族，不忍靜坐眼看國家衰亡，要廢掉不當為王的人。所以希望與可汗您的兵馬一同進入京都，事成之後，百姓和土地歸屬唐公，金銀財寶、綾羅綢緞全歸突厥。”始畢可汗非常高興，隨即調遣兵馬跟隨劉文靜前來，李淵等人軍事上威勢更加浩大。
機會隻給有準備的人。如果您沒有準備，機會對於您就不是機會，機會就會擦肩而過。因此，與其哀歎命運不眷顧您，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做好準備，不如創造機會，不如主動地抓住機會。
帝王將相的功與過
俱往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他們的功過是非沒有因時間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正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曆史上的是是非非才越來越清晰，因此，曆史上的帝王將相引得後人議論紛紛，他們也正是在這種議論中定位的。唐代的趙蕤著的《長短經》
對一些帝王將相作了評論，其中不乏獨具慧眼之處，讓我們摘引數則。
魏文帝曹丕問吳國的使者趙谘說：“吳王是怎樣的一位君主？”趙谘回答說：“是一位聰睿、明達、仁愛、智慧、誌向高遠、富有謀略的君主。”曹丕問他有何具體表現，趙谘回答說：“魯肅出身貧寒，他能起用，這表明了他的聰睿；呂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這表明了他的明達；抓獲了於禁而不加害，這表明了他的仁愛；兵不血刃就攻占了荊州，這表明了他的智慧；占據三州，虎視天下，這表明了他的誌向高遠；委曲求全，敬奉陛下，這表明了他的謀略。”
虞世南像孫策中箭後，箭傷發作嚴重，他把弟弟孫權叫來說：“統率江東的人馬，與敵人對陣決戰，與天下爭雄，您不如我；選拔任用人才，使他們各盡其才，以保全江東，我不如您。”
陳壽說：“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也。”孫權像越王勾踐一樣是人中的豪傑，所以他才能雄踞江南，成就三國鼎立的基業。
晉宣帝司馬懿老謀深算，諸葛亮蓋世奇才，他們二人誰更高明？
虞世南說：“司馬懿是讀書人出身，參與輔佐建立魏國，能夠救助社會的危難，治理好朝政，文才武略，確實有可以稱道的地方。然而他喜歡玩弄陰謀，做事不講仁義，性情多疑、殘忍，詭計多端。
例如他故意說胡話裝病，蒙騙李勝，使曹爽放鬆了警惕，最後消滅了曹爽；他把何晏等人下獄後，任由獄吏審訊拷打，最後連誅三族。像這些傷天害理、昧盡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不會做的。在中原會戰中，假如雙方勢均力敵，以司馬懿的奸謀來對付孔明的指揮若定，恐怕司馬懿就不是對手了。”
吳國的張微在《默記》中談論到司馬懿和諸葛亮二人的優劣時說：
“漢朝滅亡，天下分崩離析，司馬懿和諸葛亮二人在這種形勢下相遇，各自投靠了明主。孔明從蜀漢開始發展，隻有一個州的地盤，與大國相比，約有它的九分之一，指揮著數萬步兵，從祁山長驅而出，慷慨激昂，大有飲馬黃河、洛水的雄心壯誌。司馬懿擁有十倍於孔明的天下，統率來自各地的大軍，占據堅固的城池，擁有精銳的軍隊，卻沒有擒獲敵人的意圖，而隻求自保。假如形勢像這樣發展下去而孔明不過早病死，要不了多久，勝負的形勢就可以決定了。比起司馬懿來，孔明不是更高明嗎？”
後漢衰落混亂，歸咎於漢桓帝、漢靈帝二人，那麼，他們誰的品德更壞呢？
虞世南說：“漢桓帝因國舅梁冀把握朝綱，為非作歹，盛怒之下，聯合宦官密謀將其誅滅，這一舉動表現出了他剛毅果斷的氣概。然而，宦官也因此專權，李膺和太學士郭泰等二百餘人聯合反對宦官勢力，被宦官集團以‘黨人亂政’的罪名逮捕下獄，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止，這便是史稱的‘黨錮之禍’。由此而知，朝政的動亂起源於漢桓帝。古話說：‘民不聊生，天下哀號，這正是新的君王興起的良機。’漢靈帝即位時，百姓疲憊不堪，正好便於施行仁政。百姓關心國事，都希望國家能重新得到振興。可是漢靈帝重蹈覆轍。又以‘黨錮之禍’誅殺了一批大臣，危害比桓帝時更嚴重，終於導致國家滅亡。像他這種人沒有死於非命，已經是很幸運的了。”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達到目的之後，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真麵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道悔悟，天下人飽受冤屈迫害，最終被漢光武帝劉秀所推翻。”
虞世南說：“曹操深通謀略，無人能比，所以他能開創基業。他雖然是朝廷的丞相，實際上卻具有雄才大略。然而他為人譎秘詭詐，反複無常，心中多猜忌，以至於殺害伏皇後，毒死謀士荀彧，殺了孔融、崔琰。婁生隻因為說錯一句話就被他處死；桓劭已經自首，跪下求饒，最後還是被殺。拋棄仁德，隻用刑戮，曹操實在是太暴虐了，但他閑談時卻自比周文王，實際上根本不是周文王那種人。汝南名士許劭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個評價非常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