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聽後，覺得他言過其實，便不解地問：“自高祖皇帝開國以來，征斂有常製，賦稅有常，民生有保障，且連年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從未聞民窮財盡之事，卿今日何故出此危言？”劉大夏見皇帝詢問實情，正好趁此機會陳述自己在外看到的實際情形，隻有引起皇帝的充分重視，才能進一步革除征收稅製上的弊端，也才能推行兵製改革。
他就直言不諱地說：“陛下居深宮之中，耳聞多是阿諛逢迎之辭，對民間的實情恐難了解。陛下以為征收有常，其實並無常製。臣在兩廣任職多年，所見所聞，頗有領略，從廣西征取鐸木，廣東征取香藥，每年僅此兩項就耗費數以萬計，其它更可想而知了。”
孝宗並沒有覺得這有什麼太過分的地方，又問：“如今兵士境況如何？士氣怎樣？”劉大夏說：“士兵的生活與百姓一樣窮乏，士氣也普遍低落。”孝宗還對此迷惑不解，他奇怪地問：“兵士駐紮有日糧餉，出征有月糧餉，怎麼還至於窮苦？”大夏回答說：“您是按時按量給士兵分發了糧餉，但將帥侵吞克扣，數目達一半之多，哪得不窮！”孝宗這才恍然大悟，不覺歎息道：“朕在位十幾年了，尚不知天下軍民貧困至此，真是枉為萬民之主啊！”於是，立即下詔禁止各地過分的供獻，同時整飭軍紀，嚴懲了有關的長官，煞住了長官私扣糧餉的惡劣風氣。
劉大夏見皇帝已經了解了事情，為自己上任以後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才走馬上任，接過兵部尚書的大印。從此，孝宗皇帝更加親信劉大夏了，隻要遇到難以決斷的事，必召他前來詢問，常常言聽計從。
過了一年，遇到京師大旱，劉大夏借機再次上疏孝宗，稱兵政的弊端還沒有完全革除，乞求退休還鄉。明孝宗知道他又有什麼新的花樣，當然不準，讓他詳細開列所應革除的弊端。於是，劉大夏把兵政十害逐條列出呈上，孝宗看完奏疏，覺得切中要害，便讚許地采納了。
孝宗越來越器重劉大夏。經常單獨召見他，把他當做了知己朋友，經常像一對老朋友一樣地與他促膝而談。一次，孝宗誠心誠意地問劉大夏：
“天下什麼時候才能太平？朕又怎樣做才能如古代帝王一樣呢？”劉大夏也誠懇地回答說：“想學習古代的帝王並不是太難，要注意的問題是，求治不宜過急，過急了就必然造成一定的混亂。凡任用官員和施行政事，可以召見內閣官員及執政大臣當麵商議，與他們誠心誠意地交換意見，聽取各方麵的情況介紹後，再去施行新的政策和法令也不遲。這樣，不僅能集思廣議，也可以贏得眾人之心，求得順理以達到天下太平。”
孝宗聽完了覺得受益匪淺，在劉大夏的輔佐下，孝宗雖然沒有成為古代傳說中的什麼聖明的帝王，也還算是一個不太壞的皇帝。
劉大夏的為臣之道可謂是循序漸進的，他先是引起孝宗的注意，然後取得孝宗的信任，再逐漸提出對策，可以說按部就班地進行。他不僅自己實行這樣的策略，對孝宗要求的也是“求治不宜過急，過急了就必然造成一定的混亂”。應該說，這樣的循序漸進的方法不僅是為臣之道，並且還是為政之道。
朝裏有人好做官
中國有句俗話，叫作“朝裏有人好做官”，意思是說，隻要朝中有人就有更多的做官、升官的機會，這樣的話，現在的人聽來是不會不理解的。
明武宗受江彬等佞臣引誘，竟然異想天開，想借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之機，到江南巡遊。明武宗是個十分昏庸的皇帝，做事本來就像個小孩一樣，再加上佞臣的引誘教唆，就更不成樣子了。他帶著一班佞臣太監大張聲勢地出了京城，但剛出京城不遠，就收到王守仁擒獲朱宸濠的捷報，武宗覺得十分無趣，反而有點怪罪王守仁。他為了能達到巡幸南方的目的，武宗執意要王守仁就地看管叛臣，不要往京城押送，等待他南下後親自處理。江彬與太監張忠等人，更怕王守仁獨攬平叛的大功，以後自己不好控製朝政，並想借著這次南巡的機會，找個借口搞掉王守仁，於是，他們一邊隨皇帝星夜兼程，趕赴南京，一邊派人阻止王守仁將俘虜押送進京。
隨行的太監張永，與王守仁有交情。當王守仁打敗叛軍時，繳獲了很多書信，其中有張永與叛軍來往的書信，王守仁當著張永的麵，把這些書信都燒掉了，因此張永對他十分感激。現在，張永察覺了江彬等人的陰謀，便想法要保護王守仁。
公元1519年（正德十四年）9月，明武宗到達南京，王守仁也正在押解叛王朱宸濠北上的途中。江彬、張忠多次派人阻攔，要王守仁停止獻俘，他們竟然說：“應當把朱宸濠釋放到鄱陽湖，讓皇上親自與他交戰，等到俘虜了朱宸濠後，才能論功行賞。”王守仁聽了這種奇思妙想，知道朝廷中已經一片黑暗，不覺感到前途叵測，甚至自身難保，於是就萌生急流勇退的意思。迫不得已，王守仁給朱宸濠等欽犯戴上鐐銬。由浙河（今錢塘江上遊信安江）而行，想到杭州以後再考慮下一步怎麼辦。
這時，太監張永已先趕到杭州等候王守仁，他想應勸說王守仁先交出朱宸濠，否則就會落個抗旨不遵的罪名，正好落入江彬等人的圈套。
不久，王守仁已到達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