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夏、商、西周、春秋時期黃河流域農業以種植業為主體，在種植業中又以穀物生產為中心，畜牧業也相當發達，與定居農業相聯係的蠶桑生產獲得發展，漁獵采集在經濟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
在農業發生之初，人們廣泛進行栽培試驗，往往多種作物混種在一起，故有“百穀百蔬”之稱。以後，逐步淘汰了產量較低、品質較劣的作物，相對集中地種植若幹種產量較高、質量較優的作物，於是形成了“五穀”、“九穀”等概念。“五穀”一稱，始見於春秋末年；它的所指，漢人已有不同解釋，反映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差別，但大同而小異。把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相對照可以看到，我國先秦時代主要糧食作物是粟(亦稱稷)、黍、大豆(古稱菽)、小麥、大麥、水稻和大麻(古稱麻)。以後曆朝的糧食種類和構成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變化的。
從原始時代到商周，粟黍是黃河流域、從而也是全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它們是華夏族先民從當地的狗尾草和野生黍馴化而來的。它們抗旱力強，生長期短，播種適期長，耐高溫，對黃河流域春旱多風、夏熱冬寒的自然條件有天然的適應性，它們被當地居民首先種植不是偶然的。上述特點黍更為突出，最適合作新開荒地的先鋒作物，又是釀酒的好原料。在甲骨文和《詩經》中，黍粟出現次數很多。春秋戰國後，生荒地減少，黍在糧食作物中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北部、西部地區居民的主要植物性糧食。粟，俗稱穀子，脫了殼的叫小米。粟中黏的叫秫，可以釀酒。粱是粟中品質好的，貴族富豪食用的高級糧食。粟營養價值高，有堅硬外殼，防蟲防潮，可儲藏幾十年而不壞。唐代大詩人李白說：“家有數鬥玉，不如一盤粟。”從原始農業時代中期起，粟就居於糧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眾化的糧食。粟的別名稷，用以稱呼農神和農官，而“社(土地神)稷”則成為國家的代稱。粟的這種地位延續至唐代。
水稻是南方百越族係先民首先從野生稻馴化的，長期是南方人民主糧，原始社會晚期擴展到黃河、渭水南岸及稍北。相傳大禹治水後，曾有組織地在卑濕地區推廣種稻。
我國是世界公認的栽培大豆的起源地，現今世界各地的栽培大豆，都是直接或間接從我國引進的，這些國家對大豆的稱呼，幾乎都保留了我國大豆古名“菽”的語音。根據《詩經》等文獻記載，我國中原地區原始社會晚期已種大豆，而已知最早的栽培大豆遺存，發現於吉林永吉縣距今2500年的大海猛遺址。大豆含豐富的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和礦物質，被譽為“植物肉”，對肉食較少的農區人民的健康有重大意義。大豆根部有能固氮肥地的根瘤，古人對此早有認識，金文中的“東”(菽的初文)作“”形，是大豆植株形象，一橫表示地麵，其上是生長著的豆苗，其下是長滿根瘤的根。反映我們的祖先的觀察是多麼細致和敏銳。
小麥、大麥原產於西亞，對中原來說都是引進作物。我國古代禾穀類作物都從禾旁，惟麥從來旁。來字在甲骨文中作“來”，正是小麥植株的形象，麥穗直挺有芒，加一橫似強調其芒。小麥最早就叫“來”，因係引進，故甲骨文中的“來”字已取得表示“行來”的意義；於是在“來”字下加足()作為小麥名稱，形成現在的“麥”字。小麥很可能是通過新疆河湟這一途徑傳入中原的(西部民族種麥早於中原)。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溝遺址，發現了距今3800年的小麥遺存。近年甘肅民樂東灰山出土距今5000餘年的麥作遺存。有關文獻表明，西方羌族有種麥食麥的傳統。周族在其先祖後稷時已種麥，可能出自羌人的傳授。但小麥傳進中原後卻在東部地區發展較快。
大麻原產我國華北，目前黃河流域已出土原始社會晚期的大麻籽和大麻布。“麻”字始見於金文。《詩經》等古籍中有不少關於“麻”的記載，並區分其雌雄植株(附帶指出，這種對植物性別的認識，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雌麻稱苴，其子稱膺，可供食用，列於“五穀”；雄麻稱臬，其表皮充當衣著原料。
我國種植蔬菜至少始於仰韶文化時代，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了油菜(古稱芸或芸苔)種籽，陝西西安半坡遺址出土了十字花科芸苔屬蔬菜種籽，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了蓮子，浙江河姆渡遺址則出土了葫蘆籽。《詩經》記載的蔬菜種類不少，可確定為人工栽培的有韭、瓜(甜瓜)和瓠(葫蘆)。稍後見於記載的有葵(冬莧菜)、筍(竹筍)、蒜和分別從北方和南方民族傳入的蔥和薑。
作為穀物的補充的蔬菜和果樹，最初或者和穀物混種在一起，或者種於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商周時代，逐漸出現了不同於大田的園圃。它的形成有兩條途徑：其一是從囿分化出來。上古，人們把一定範圍的土地圈圍起來，保護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鳥獸，這就是囿，有點類似現在的自然保護區。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種有某些蔬菜和果樹。最初是為了保護草木鳥獸，而後逐漸發展為專門種植。其二是從大田中分化出來。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種蔬菜，秋收後修築堅實作曬場。春秋時代形成獨立的園圃業，這時園圃經營的內容與後世園藝業相仿，種蔬菜和果樹，也往往種一些經濟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