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種植業相當發達。甲骨文中有倉字和廩字，商人嗜酒成癖，周人認為這是他們亡國的重要原因，可見有相當數量剩餘糧食可供其揮霍。《詩經》中有不少農業豐收的描述，貴族領主們在公田上收獲的糧食堆積如山，“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不過，在當時木石農具與青銅農具並用的條件下，耕地的墾辟、種植業的發展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當時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都邑的周圍，稍遠一點的地方就是荒野，可以充當牧場，所以畜牧業大有發展地盤。而未經墾辟的山林川澤還很多，從而形成這一時期特有的生產部門——虞衡。
在我國，與“五穀”相對應的有“六畜”，為人們所樂道。這個詞也是春秋人先說出來的。“六畜”的含義比較明確，指馬、牛、羊、豬、狗、雞。這裏的“畜”，猶言家養。這是就黃河流域情形概括的。它們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均已出現，在商代甲骨文中，表示六畜的字已經齊全。據近人研究，六畜的野生祖先絕大多數在我國本土可以找到，說明它們是我國先民獨立馴化的。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豬的國家。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畜遺骨中，豬占絕對優勢。從那時起，豬一直是我國農區的主要家畜；這是和定居農業相適應的。在農區，不論地主農民，幾乎家家養豬。漢字的“家”從“山”從“豕”，豕即豬。羊也是中原農區重要肉畜。而原來居住在青海甘肅一帶的羌人，很早就形成以羊為主的畜牧經濟，因而被稱為“西戎牧羊人”。人類飼養馬和牛起初也是為了吃肉。中原地區牛馬轉為役用傳說在黃帝時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這裏的“乘”不是騎，而是駕車。我國大概是最早用馬駕車的國家。商周時打仗、行獵、出遊都用馬車。狗是人類最早飼養的家畜，最初是作為人類狩獵的助手。進入農業社會以後，狗除繼續用於狩獵和守衛以外，也是人類肉食來源之一。雞是我國人民最早飼養的家禽。以前人們認為家雞起源於印度，但磁山遺址出土的家雞遺骨比印度早得多，家雞的野生祖先原雞在我國廣泛分布，我國無疑是世界上最早養雞的國家。養雞最初可能是為了報曉。磁山遺址家雞多為雄性，甲骨文中的雞字是雄雞打鳴時頭頸部的特寫。但雞很快成為常用的供食用的家禽。農民養雞甚至比養豬更普遍。鴨和鵝是從野鴨(古稱鳧)和雁馴化而來的，又稱舒鳧和舒雁，我國人工飼養的時間不晚於商周。雞鴨鵝合稱三鳥，是我國人民肉蛋主要來源之一。
商周畜牧業很發達。商人祭祀鬼神用牲，少者數頭，多者動輒上百上千。周人牧群數量也相當可觀。進入春秋後，畜牧業繼續在發展，尤其是各國競相養馬，兵車數量迅速增加。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而且在很長時間內是惟一這樣的國家。世界上許多國家最初的蠶種和養蠶技術，都是由中國傳去的。野蠶本是桑樹的害蟲。原始人大概是在采食野蠶蛹過程中發現蠶絲是優質纖維，逐漸從采集利用到人工飼養，把野蠶馴化為家蠶。在這前後又開始了桑樹的人工栽培。據古史傳說，我國養蠶始於黃帝時代，據說黃帝元妃嫘祖教民養蠶，這當然隻能理解為原始人群集體創造的一個縮影。距今5000年左右的河北正定南陽莊遺址出土了仿家蠶蛹的陶蠶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則出土了一批相當精致的絲織品——絹片、絲帶和絲線。從目前研究看，家蠶馴化很可能是距今5000年前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等若幹地區的原始居民同時或先後完成的。從《詩經》、《左傳》等文獻看，先秦時代蠶桑生產已遍及黃河中下遊。人們不但在宅旁、園圃栽桑，而且栽種成片的桑田和桑林。絲織品種類也很多。在棉花傳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以前，蠶桑是我國最重要衣著原料，蠶絲織物是農牧區經濟交流和對外貿易的重要物資。蠶桑成為我國古代農業中僅次於穀物種植業的重要生產項目。
虞、夏、商、西周時代，漁獵采集並沒有從農業經濟領域消失。甲骨文中有關田獵的卜辭和刻辭記事約占全部甲骨文的1／4。商代的田獵具有開發土地、墾辟農田、保護莊稼、補充部分生活資料和軍事訓練等多方麵作用。當時還有許多“草木暢茂、禽獸逼人”的未開發區，在這些地區開發耕地最簡單易行的方法是“焚林而田”，這樣就把田獵和農業統一起來了。周代，未經墾辟的山林川澤蘊藏的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仍然是人們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不可缺少的來源之一，不過取得這些資料的方式已經區別於原始農業時代掠奪式的采集和狩獵了。周代規定了若幹保護山林川澤自然資源的禁令，如隻準在一定時期內在山林川澤樵采漁獵，禁止在野生動植物孕育萌發和幼小時采獵，禁止竭澤而漁、焚林而狩等等。甚至還設官管理，負責向利用山林川澤的老百姓收稅，或組織奴隸仆役生產。這種官吏，稱為虞或衡；而以對山林川澤自然資源的保護利用為內容和特點的生產活動，也稱為虞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