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以前的遼寧省和撫順市的地圖上，都沒有“元帥林”。
地圖上的地名都是些大小圓圈，元帥林不是圓圈，甚至連個小黑點都不是。所以，若不是當地人領來，我很難走到這個草深鬆高的地方。如同河南安陽的“袁林”，撫順城東這片草莽裏的“元帥林”也是陵園，是北洋政府末代國家元首——安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墓地。
莽莽中華大地上，稱為“陵”的君主之丘遍布東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隻有屬於民國的這兩座，而名為“元帥林”的，唯此一座。在墓主人殞命後的第六十八個年頭，正是長風萬裏送秋雁的時節，我第一次走進了空曠而寂寥的元帥林。
此地景色甚好。對麵是鐵騎山，腳下有渾河水，四周峰巒起伏，森林茂然。隻是，枉費了死者的長子張學良先生與五夫人壽懿女士的一片苦心，這麼好的風水竟沒招來逝者的遊魂——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陵墓在張作霖周年忌日前開始建造；這座東北第一陵尚未完工之時，“九一八”的槍炮聲就驟然爆響。硝煙起時山河變色，鐵蹄踏處工匠四散；國破家亦亡，安能顧陵墓？好精致的一座華夏宏墓，遂成為被廢棄的建築工地。那些被奉軍從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監廟裏移來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獸，更是淩亂不堪地倒伏於區內各處，一片狼藉。嗚呼！張作霖雖死猶恥，倭寇讓這位中國強人死後還蒙受著不能入土為安的屈辱。
於是，我的眼前，就隻剩一間空蕩且落寞的圓形墓室。沒有棺槨，偌大的漢白玉棺床一直沒等來墓主人。
墓室內，穹窿內壁上繪著炫目的海藍色的天空，天上的一朵朵白雲與下麵的一片片波濤都繪得很俗氣。最不可思議的是，墓門上方竟塑著兩個背生雙翅卻是坐在石墩上的裸女！在我看來，這粗俗的雕塑實在與墓主人的身份不符，真不知張學良當年為何會選擇這種不倫不類的圖案。西洋化的雕飾與中國化的色彩十分難看地擰在了一塊兒，讓人費解。天文台一樣的圓頂罩著一個令我感到悲愴的故事，盡管這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屬於戲文裏的白臉人物。
我躡足而出，怕自己蹭起那段曆史的悠悠的回音。
也許這樣對比不恭——但張作霖的這座墓室確與我數度謁過的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十分相似。
其實中山先生陵寢的設計也非首創，凡在法國巴黎的榮軍醫院(Invalides)看過拿破侖墓的人都知道，南京鍾山上的那座穹窿頂建築幾乎就是前法國皇帝墓室的翻版。張作霖死於孫中山之後三年，而生前又以“中山先生老友”自居；建此墓園時，正是中山陵剛剛竣工之際，張學良已經讓東三省統一在了青天白日旗下。所以，無論出於長遠的政治考慮，還是追附當時的審美觀，張學良把先父的長眠處建得與中山陵相似是很自然的，
而張墓的外形又與河南安陽的袁墓相似，也是直接建在平地上，一個高大的方台，一圈石砌的圓頂，墓道徑直通進墓室。沒有明清皇陵的那種朱牆金瓦峨樓巨碑，隻有潔白的石頭與靛藍色的琉璃瓦。民國初時崇尚全盤西化，僅從這些風雲人物的歸宿設計上亦可看出端倪。
不光墓室如同中山陵，整個“林”都與“國父”陵寢無二致——正門也在山下，也是必須登一級級石階才能到達山上的墓丘。隻是，站在修葺未久的元帥林牌坊往下看，一切都是反的——原先的一百零八級石階，現在大部分已沉於深不可測的水中，威了陸地通向水裏的碼頭；而石階起點的元帥林正門，更早已淪為魚鱉之宅了。兩幢帶五角星浮雕的造型獨特的石柱，孤零零地分立水中，不複有帝陵前望柱的威嚴，倒像西子湖裏的“三潭印月”一類的建築小品。正門威了水鄉澤國，旁門便威了通道，我就是“走後門”從陵墓背麵繞過圓牆進入陵區的。前後錯位，上下顛倒。
我禁不住走下殘破的石階，俯身撩了把水。令人心寒地涼。
張氏陵前的這一泓大水，是撫順大夥房水庫東北角兒的一段河汊。狂熱的1958年，高唱著“大躍進”歌謠的人們，在努爾哈赤一戰功威的薩爾滸古戰場上建成這座泱泱水庫（總蓄水量二十一億立方米）。從此，這一方黑土地飽受滋潤，但也從此，一座完整的陵區成為孤立於半島上的半拉子風景。自從有了下遊那道四十八米高的水庫大壩，鐵騎山與元帥林就威了隔水相望的兩個景點。
身後，一位出租望遠鏡的老漢指點著對岸的鐵騎山說：“瞧見了吧？對麵山頂上有塊大石頭，叫晃蕩石，平常老晃蕩，可就是掉不下來。不信，你花兩塊錢看看？”我眼力尚好，極目遠眺對麵山頂，果見中央凹處有塊巨大的石頭。我笑著拒絕了老漢的慫恿。
我知道，把尋常的景物說得神乎其神是旅遊景點的人對外來遊客的一種商業性誘惑，如同長白山人士堅稱天池裏有個巨大的水怪。估摸得有幾十噸重的“晃蕩石”顯然不可能搖晃，無非因為它身陷兩巒之間，旁有疏林遮擋，加上相距遙遠，時有山嵐漫濾，才讓人偶會產生錯覺而已。
那麼，人們對墓主人——那個在北洋時代晚期的政治巔峰上不搖不墜的小個子東北漢子，是否也一直有視覺上的誤差呢？
張作霖，奉係軍閥首領，時以“奉張”稱雄於北方。這位北京政府的最後一位執政者，是唯一不得好死的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眾所周知，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一大早，從北京撤回東北的張作霖在家門口沈陽城外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斃命於兩聲驚天駭地的巨響之後。因事發地是皇姑屯火車站外的一座鐵路橋，故史稱“皇姑屯事件”。
從民國元年（1912年）春到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隻十餘個春秋的北京政府，就走馬燈似的換過七位國家元首。七人中，數首任的袁世凱和其老友徐世昌的在位時間最長，都當政四年；數他張作霖最慘——從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裏宣誓就任安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到轉年的6月4日上午殞命於沈陽家中，還未滿一周年。
來元帥林之前，我曾在沈陽仔細瀏覽過“三洞橋”——那個因張作霖被炸而名載史冊的鐵路橋。
我不是頭一回來看三洞橋。
第一次，1994年“十一”期間，我與三洞橋擦肩而過。那是我第一次到沈陽。乘出租車偶過此地時，無意間瞥見高高的路基上有塊高不過膝的肮髒的水泥牌，上麵極不認真地嵌著幾個小字：“張作霖被炸處”。沒待回過神兒來，車已駛遠。兩年後，我隨單位領導譚澤先生路過沈陽，借轉機飛延邊的空當又打的來看日地，知否？知否？卻道光景依日——還是那塊蒙滿塵埃的簡陋水泥牌，還是那六個毫無憐憫心的銘文，如同標明此地埋著一條髒狗一樣的不屑。那一次我還是連車也沒下。這一次，2001年10月24日，借采訪在沈陽五裏河體育場舉行的慶祝中國男子足球隊入圍世界杯的大型演唱會之機，我第三次到沈陽，也第三次來看三洞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