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帥張作霖
不過，此時，“南赤”、“北赤”已經合成一夥兒並不再相信蘇聯人，再加上新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晉軍閻錫山所部，四個方麵軍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進。會師徐州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下達了北伐總進攻令，戰事因之變得空前慘烈——北伐軍推進到山東境內後，遭遇到安國軍兩位副總司令張宗昌與孫傳芳的近三十萬的直魯軍的抵抗。北伐軍步步為營，直魯軍節節敗退，退至濟南時，日本人借口保護在魯日僑安全，竟擅自在青島登陸後徑赴濟南屠殺北伐軍外交官與士兵。南北雙方的戰事，又演化威外寇的尋釁。
於是，張作霖權衡再三，選擇了退避——放棄大決戰，把實力依然完整的數十萬奉軍撤回關外，關起門來，既可專心經營富饒而廣袤的大東北，又能有效地遏製日本人在東三省的越來越凶險的胡作非為。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保存實力，以待將來。
所有共和國的教科書上說到“反動軍閥”張作霖退出北京一節，用的全是貶義詞，不是“倉皇出逃”，便是“被迫撤離”。用梁實秋、魯迅他們打筆仗的話說，這很不“費厄潑賴”（英語fairplay音譯，意為公平競爭）。
張作霖離京前，安國軍並未被打垮，敗退的隻是張宗昌和孫傳芳的軍隊。安國軍主力部隊奉軍在直隸、察哈爾、綏遠和豫北地區與各路“黨軍”對決，按奉軍將領於學忠的話說，是“旗鼓相當，時有進退”。戍守京津的奉軍尚未與北伐軍接火，而留守關外的奉軍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說，如果張作霖一意孤行與“黨軍”決一死戰，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權位，則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萬大軍與國民黨軍死磕，北洋時代或可延續下去，中國版圖上是否於20世紀前期重現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時任安國軍第四方麵軍參謀長的傅興沛，在共和國初期，當過北京西城區政協委員。《北洋人士話滄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記錄過傅先生的話：
據傅興沛說：正當安國軍與北伐軍在華北平原進行決戰之時，日本以護僑為名派兵開入膠東青島，繼而進占濟南。張作霖等考慮國家前途，本著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之義，曾召開府院聯席會議，決定由秘書長任毓麟、外交總長羅文幹主持，分別向日本政府和駐華使館及其駐屯軍提出抗議。
多麼要緊的一段史料線索！可是，竟從來沒有所謂的“正史”提及過！
正是因見北伐軍繞過濟南繼續北犯，西邊的閻錫山亦加緊向北京壓迫而來，見大勢已去，張作霖不願糜爛京津地方，才決定將安國軍全部撤往東三省。
從5月20日他主持軍政會議定下撤離，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專車，十餘天的時間裏，他拜會並宴請京城紳耆名流，接見並回訪各國公使，甚至籌劃將故宮裏的文物悉數帶回奉天保存，以防蔣介石把這些珍寶賣給俄國人換武器來攻打自己。隻不過，在掌管故宮鑰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勸說後，他才打消此念。
應外交使團和紳商代表之邀，他還安排一旅軍隊留京維持治安以待“黨軍”入城。
就在這時，可惡的日本人又跳出來了。他們乘機要挾張作霖，讓張在郭鬆齡倒戈時張作霖與關東軍草簽的一份條約上正式簽字，並要出關的奉軍解除武裝。
原東三省交涉總署行政處處長羅靖寰對此有詳細回憶：
1925年冬，郭鬆齡反奉時，……奉天省城留守軍力薄弱，人心惶惶。張除電告吉、黑兩省速派軍隊救援外，並擬在危急之時逃往旅順或大連暫避。一天，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齋藤奉其司令白川義則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達沈陽（時關東軍司令部在旅順——筆者注），通過張的日籍顧問野町武馬約張作霖會晤於南滿鐵道會社所設的沈陽旅館內。
齋藤以郭鬆齡率軍叛亂，主動向張作霖說：如需關東軍幫忙，請勿客氣，盡管提出，我們可以用不得在南滿鐵路附近作戰為理由，叫他不能前進，必要時還可派關東軍出兵阻擊。
張以吉、黑兩省部隊雖已出動來援，但有遠水不解近渴之虞，遂說：“如果郭軍逼近省城，我擬赴旅順或大連暫避，屆時當請幫忙。”於是齋藤乘機將事先用打字機打好的五項要求提出，讓翻譯田中念給張聽。張聽完了即不加考慮地完全答應，隨即在上麵簽了字。
然而，過後，羅靖寰等與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副領事田中喜市進行正式談判時，發現日本人的要求令人無法接受，其主要內容包括：允許日本人在東三省和東蒙地區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享有自由居住與經商的權利，將間島地區的行政權移讓日本，將吉林至敦化的鐵路延至圖們江與朝鮮鐵路接軌，洮昌道各縣設日本領事館。羅向張彙報之後——
他才恍然大悟地說：“我原來認為讓日本人租房地做點買賣，同意他們在延吉、琿春派駐幾個警察管理朝鮮人維持治安，那有什麼關係呢？不料內容是這樣啊！你們的報告和解說，跟我當時聽到他們念的根本不一樣！”隨即大罵：“日本人沒有好心腸，全是插圈設套轉彎騙人。”
記住了！日本人乘人之危時念給張作霖聽的，與事後提交的正式外交文件，“根本不一樣”！所以，張大帥囑咐羅等人：
咱們絕對不能承認日本在袁世凱時代所提“二十一條”要求以內的事，免得東三省父老兄弟罵我是賣國賊！
按張大帥的指示，羅靖寰等人一直以拖延戰術敷衍日本人。此次張作霖要回到奉天了，日本又乘虛而入，逼他在那份既是欺詐又是霸王的條約上正式簽字。
與張家有世交的大元帥府電報處處長周大文回憶：5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
當時聽到張作霖大聲嚷著說：“你們這樣不講交情，來乘機要挾，我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是賣國賊，叫後輩兒孫都跟著挨罵，那辦不到！……”
此前，他甚至當著這位日本使節的麵，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煙袋，那個名貴的翡翠煙嘴竟被摔威了兩瓣兒！
比忌“胡子”（土匪）更甚的是，張作霖最怕背負“賣國賊”罵名。還在段祺瑞執政時，張作霖就痛罵過前來解釋欲與日本簽訂黑龍江、吉林省金礦森林借款協定的段的親信：“我姓張的治理東北這些年，沒向外國人讓過一寸土，你們為了借錢養兵，連地下帶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墳都賣了！”說這話時，張的腰杆子一定是直的，他有資格罵別人啊——“我沒向外國人讓過一寸土”！
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為中日交涉，曾向張盛氣淩人地說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乃反唇相譏地答道：“怎麼說？你們有什麼好辦法，盡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著你們好了！”說完話，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難堪，隻得辭職離開沈陽。
日本人小看了張作霖。他們本以為這個沒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軍閥不會有什麼政治智慧，等他們眼見這個難纏的東北統治者越折騰越厲害，直至入主中南海成為大元帥後，方知他們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極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們低頭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隻能靠謀殺來解脫困境。羅靖寰即分析過，此條約未簽，“無疑是日本害張作霖的原因之一”。
在離開人世之前的幾年，老邁的張學良曾顫巍巍地告訴香港鳳凰衛視的節目主持人，父親“有宏才，度量大，但沒有大略”，而蔣介石“有大略，無宏才”，如果他們兩人合作，“不僅可以征服中國，還可以征服世界”。張學良還認為：父親非常愛護老百姓，東北人擁戴張氏父子是因為他們“沒有刮地皮”；實際上父親是愛國的，他隻是表麵上應付日本人，並不真正答應他們的要求；日本人感覺上了張作霖的當，後來便下手害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