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門緊閉，我隻好趴在門縫上朝裏麵看去。這是一座極靜謐的廟，隻三間青磚瓦房，卻是雕梁畫棟，楹聯完善，似剛剛修繕完尚未開門迎客。
相傳張作霖揭竿於綠林時，曾連連失利，有幾次甚至險些喪命。一位算命先生告訴他：要一生供奉關帝。張作霖立時跑到附近的關帝廟燒香磕頭。打這以後，張作霖總能逢凶化吉，便對關帝愈加崇信，逢年過節一定要去關帝廟朝拜。化建成此宅後，就在大院的東北角修建了這座關帝廟，平時不開門，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上香，逢年過節時，才準自家人進入。他把關老爺當威了自己的祖宗，祖宗的靈位也擺進了東殿。這裏成了大帥府中最為神聖的地方。
有本書上是這樣寫的：
據在帥府工作過的老人回憶，張作霖每遇重大事件或難處理之事，尤其兩次直奉戰爭及進兵北京之前，一定要進廟畢恭畢敬地擺上供品，舉香長跪，嘴裏念念有詞：“關老爺，托您的福，我一直未死，我還想為老百姓幹點好事，積點陰德。您老看我還行就保佑我，幫助我鏟除惡人。您老看我不行就召我去，專門服侍您。”張作霖這些話極為懇切、感人，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當時有不少人認為，張作霖官運亨通，每每逢凶化吉，青雲直上，直到坐鎮北京，都是有關公的庇護。
張作霖被炸死之後，民間傳說更為離奇和神秘。有人說大帥把家搬到北京，對帥府的關帝廟有所怠慢而釀成殺身結局；有人說北京順郡王府裏沒有關帝廟，因而坐不穩北京金鑾殿。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張作霖傳奇的一生，除了他的才能、性格造就了他的顯赫地位，崇拜關帝、供奉關帝也給了他信心和力量。
眼下的關帝廟已經修葺一新，隻是不大的朱門上掛著一把鎖。伏在門縫朝裏瞅，既無人跡，又無香火，隻一夥兒麻雀在殿前各有其詞地爭辯著什麼。好一道清淨無為的風景！
故人早辭大青樓，此地唯餘關帝廟。七十多年來，這裏的主人一直被認定為死有餘辜的曆史罪人，僅此而已，豈有他哉！探討他究竟為何而歿的聲音，一直如同這深院裏的雀兒吵，不到近前，你是聽不到其聲的。
大帥府東門，已經被一堵牆攔在了院子外麵，出大門轉過去探看，是個破爛不堪的居民雜院。
當年，張大帥的棺槨就曾停厝於東大門內的東廂房裏，未待撫順那邊的陵園建好，‘九一八”事變猝發，大帥府和張大帥的僵屍都威了敵寇的戰利品。
日本人知道死者在東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張的靈柩遷至沈陽的珠林寺浮厝。一班當了大漢奸的原奉係要員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遺骸得以保存下來了。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6月3日，在大帥的九周年忌日，時任偽滿洲國總理的張景惠（也是張作霖當土匪時的把兄弟）與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為張氏操辦了規模盛大的“慰靈祭”。送葬行列長達一裏地，之後專列將其靈柩送往張作霖生前在原籍驛馬坊為其母購置的墓地，將他在原配趙氏墓前安葬，並將兩墓合為一座大墳，植鬆百株。這位草莽起家的時代巨子，終又回到其最初發跡的地方。因此，撫順城外的元帥林威了一座千古空穴。
日本人為什麼要炸死張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嗎？他不是日本軍閥在華的代理人嗎？站在沈陽大帥府最深處的家廟前，我又想到了這個難圓其說的話題。
第一次真切觸到這個問題的核心時，是數年前，我坐在北京城裏的一家很小的飯店裏，瞅著馬路對麵的全國政協的宏偉建築，一個人在發愣。
這條馬路叫太平橋大街。南北不算長的太平橋大街上，最熱鬧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譽”食客的幾個“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請我吃飯，我常脫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飯重要，但畢竟比不了參政、議政重要，所以說這條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對麵的這座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及會堂。剛才，從它的西側胡同口的那個小小的政協書店，我買了一大摞文史資料。雖說“精神食糧”已經多得拎不動了，但畢竟不是真的食糧，無以果腹，所以，我就拐進了路邊這家餃子店。趁店家煮餃子的空當，我信手翻開其中一本。
這本小冊子叫《北洋人士話滄桑》。其中一頁，沒看完，我就傻子一樣愣住了——
張作霖起家創業於日、俄兩大帝國近鄰的東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來日俄兩國對中國的侵略危害，認為外國人都是狡猾殘暴、欺軟怕硬的歹徒，時具戒心。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就任奉天督軍後，就不斷親自嚐到帝國主義欺壓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動的鄭家屯暴動事件，以及他到南滿車站歡迎日本要人在歸途中遇刺、幸免於難的事，使他大傷腦筋。但國家積弱，中央既無力抗拒，一方將帥又焉能抵擋譎詐百出的強鄰？所以他對外交事務迄無一定方針，也無具體政策，隻是以隨機應變的辦法應付。
盡管我已經養威了從各級政協機關編輯的文史數據裏來淘曆史真相的習慣，但還是被這本薄薄的小書的內容震撼住了，那一個個字竟像鋼琴上的琴槌，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鳴！
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蒼老而又新鮮的聲音，一個大障於“曆史定論”卻又合乎情理的聲音啊！
隻記得我怔怔地看著馬路對麵的那座黃色巨廈，直到熱騰騰的大餡兒餃子端到眼前也渾然不覺。
那一個中午，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門前，武警士兵們正在換崗，一個個動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換崗從來是一道觀賞性很強的風景。
北洋時代，這兒一天到晚也不斷上演這場秀。
那時候，這兒是張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點頭臉兒的軍閥、政客，便在京城有個固定的住處，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無不在皇城根兒置辦房產。張作霖發跡晚，所以遲至民國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裏擁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裏買下前朝顯宦的家一樣，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時代的順承郡王府。
大清國體土崩瓦解後，京城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順承郡王文葵無以維係其龐大的家產，隻好將王府的房契抵押在東交民巷裏的法商東方彙理銀行，靠貸款過活。民國九年（1920年），張作霖應大總統曹錕之邀來京，住在西單日刑部街的奉天會館裏，聞知順承郡王府的實情，遂斥巨資購之。得此偌大一片家產後，張上將軍大興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這方赫然豪宅。隨著日王府的新主人在國內的分量，此地也越來越威嚴，延至北洋末期，所有軍政大事均是在此擬定並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民國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張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電推舉為安國軍總司令時，曾氣吞山河地宣稱：
決戰之期，最多為一個月，最後勝利自然歸我奉方統一中國亦易如反掌也。
張作霖入京後，將北洋各部編為七個軍團，擬與得到蘇聯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蔣介石之北伐軍）與“北赤”（馮玉祥之國民軍）決一死戰。搜查蘇聯使館，逮捕並處決李大釗等“過激黨首領”，也都發生在這一非常時期。從就任總司令，到登基大元帥，他與他的心腹不斷地陳述著用兵“安國”的理由，從他們的對外談話中，人們很可以知道“奉張”“矢誌討赤”的本意：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
——安國軍總參議楊宇霆
餘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消滅過激主義；舍過激主義，皆有商量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