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投入型的發展，總會是有限度的。因為不可能總靠投入。資源不能再生，資本過度擴張會帶來無窮危害。隻有創新，方可使發展持續，發展也才有永恒的能量。
但使王健林擔心的是，民營企業家大批移民海外，大家沒有在國內發展創新的能力。另外，企業界當中有很多人不想做實業，轉型做投資。他說，如果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轉型投資，10個人裏麵7個人做投資，3個人做實業，你投給誰？所以，我們要在創新問題上達成共識，政府應該完善和優化民企創新製度環境，對創新企業給予各項政策上的傾斜和優惠。如果企業的創新動力不足以至枯竭，國家崛起將是一句空話。很多學者認為，這個問題已到了時不我待、亟須解決的地步。原國家經濟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強調這場危機對中國經濟而言是件好事，因為這逼著你去改變增長方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優化產業結構。這些話正說到了點子上。
四、真正啟動內需的關鍵是城市化
啟動內需，已經喊了很多年了，幾乎年年不絕於耳，但收效不甚理想。各種說法，莫衷一是。更多的傾向是，國民收入水平不高，而住房、教育、醫療費用居高不下，對於13億人口的大國，消費嚴重不足確是製約經濟發展的嚴重問題，大家一時似乎也找不到很好的解決辦法。
北大副校長、著名經濟學家海聞在論壇上指出：真正的內需不是家電下鄉，而是在改變社會結構的同時，改變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創造出新的需求，這就是城市化。所以在現有城鄉結構的情況下，他們也沒有能力產生需求，真正的需求是讓農民進城。假定有50%的農民，這個比例要逐漸降到6%，每年轉移的人口將近2000萬，就住房本身這一件事，創造內需就非常可觀。
毋庸置疑，這些年城市化率在不斷提高，但和GDP的增速仍不相協調，並且有的地方有政策性的限製。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國家的發展、崛起，離不開城市化。那種牧歌式的鄉村經濟是強國之路上的路障。“三農”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城市化進程不夠快造成的。實踐證明，哪個地區城市化率高，哪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就較快，基礎也就越穩固。
城市化的加速，將給我們民營企業帶來曆史性的機遇。大家要準備好啊！
論壇內容豐富精彩，幾乎涉及社會經濟領域的每個角落，給人很多啟發教育。有人提出，後危機時代中國既要防通脹，又要保民生、促增長，近憂和遠慮並重，告誡企業要未雨綢繆。有的提出商業文明的概念是共享，財富由社會共享、員工共享。有的著重說了要為股東創造價值。股東支持我們，為公司股東創造價值是經營層必須要做到的。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會兼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對宏觀調控作了極有見地的評論，他稱：宏觀調控隻能解決總量平衡關係，它解決不了結構問題，解決不了製度問題，它不是包羅萬象的經濟學，用宏觀政策來解決所有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使我們對宏觀經濟調控有了新的理解。
廣東誌高空調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興浩在論壇上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這就是對年輕人的教育。現在的年輕人都沒有經曆過危機，也不懂得什麼是危機，他們的成長似乎太順利了。這場深刻的金融危機，對他們來說是很好的教育。姚景源也指出：後危機時代的一個大動作就是教育，因為有的年輕人不知道成功要靠自己去創造。要教育他們勤勞、勇敢、務實、真誠，需要做最具體的事。我們要教育年輕人，第一要學習法律，要學進去；第二就是學好創造社會價值的本領，第三就是愛國。這些話，對我們企業如何教育年輕員工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總之，論壇對我啟發很大，使我受益匪淺，仿佛親臨參加一樣。在這個信息時代，你想學習，機會多多，就看你想不想學習。這次論壇，就給了我們睿智、機會、勇氣和價值發現。
最後，讓我以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王健林先生在論壇中的兩句話作結，這對我們的民營企業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寄希望於中國民營企業，國際化希望於中國民營企業”。